内容提要：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十分丰富，被国内外学术界认为近代史才出现的定期报刊和新闻事业已经诞生并长期存在。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不仅时间上早于西欧，而且其规模也大大地超过西欧。南宋临安新闻传播活动是当时南宋临安创造了诸多的世界记录的一部分，是与南宋临安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相匹配。
关健词：南宋临安 定期报刊 新闻事业 世界新闻史
On the Journalism in Lin’an, the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Yangming
Abstract: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were very varied and colourful in Lin’an, the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eriodicals and journalism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appear no later than modern history came into the world and existed long in Lin’an at that time. Th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in Lin’an were not only the most splendent in ancient China but also much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on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idea, popular and authoritative in the academ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the world modern press and the world journalism started in Western Europe is not correct. This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sole status of Lin’an is very brilliant in the journalistic history in middle ages. The article also thinks that the probable world records in the journalistic acitivities of Lin’an are only the part of many world records made in Lin’an, and match the leading position that Lin’a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occupi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Key words: Lin’an, the capital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Periodicals Journalism
The world journalistic history
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近代报业是由西欧几个城市发源而后向整个欧洲、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扩展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起始于19世纪前期（不包括古代新闻传播），而外国新闻事业史早在17世纪初就问世了，内容也更广泛，情况也更加复杂多样。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研究思维的改变和改进，上述观点，有待商榷。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就南宋临安的新闻事业作了梳理，撰成此文，求教于同行的专家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由于上引观点以及本文所引的其它观点已经成为常识，遍布于中外相关的所有论著、教材、词典和百科全书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因此笔者就不准备，也难以将这些观点一一注释标明，敬请理解和谅解。第二，研究南宋方方面面的论著汗牛充栋，但是专门研究南宋临安新闻事业的论著极少，笔者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此看到唯一的一篇专文，是尹韵公先生的《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文中多有十分敏锐而又发人深省的观点，[1]对笔者的探索和思考很有启示。
一、南宋临安有新闻事业吗？
学术界认为，高级新闻传播活动，是由专门的职业人员通过专门的机构，即新闻机构，通过特定的媒介，即大众传媒，向广大公众进行的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并生产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事这种高级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业被称为新闻事业；新闻事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才问世，至今约有400多年的历史。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心，南宋京城临安有没有从事高级新闻传播活动的新闻事业呢？
南宋临安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机构。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中，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部门，即进奏院，它“总天下之邮递。……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誉报，”“令播告天下”，[2]即总领全国诸路监司及所属州、府、军、监与中央政府上下往来奏报公事，信息资源极为丰富，是南宋政府各部门机构、全国各地官吏了解、获取政府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地，也是朝廷把许多政府信息通报给它们、他们的机构。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进奏院也随之迁入临安，落脚于今天杭州的鼓楼弯附近。
宋代的进奏院，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有一系列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和发行的规章制度。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宋代进奏院不必、也不能自行采写消息，其职责只需抄报朝政简报，明发上谕和大臣奏章，而且，信息传播活动哪些可报、哪些不能报，中央政府有严格规定的。[3]进奏院通报政府信息的方式是传发“朝报”，同时一些工作人员在编发“朝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与外人一起编写非法的“小报”。
“朝报”和“小报”，是南宋临安城里的特定媒介，进奏院就是通过“朝报”和“小报”向广大公众进行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有关“朝报”和“小报”在下文予以评述。
任何事物都是人创造的，任何活动都是人所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更是如此。然而，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新闻史还研究世界古代新闻史，新闻工作者的具体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奇缺。幸运的是，有关南宋临安新闻工作者的资料尚有一鳞半爪留下来。根据这些一鳞半爪的资料，我们可以证实南宋临安有一批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员。
唐代和唐代以前，进奏院是由地方自行设置的，进奏院工作人员——进奏官也是由地方任命委派的，并由各地方自行管理。而宋代的进奏官类似于今天的编辑或记者，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南宋的疆土面积比北宋小得多，因此与北宋相比，尤其是与宋代以前相比，南宋的进奏官不多。据统计，南宋初期，临安城内进奏官约有81人，后减少到60余人。[4]但是，除了进奏官外，在南宋临安还有由原各州进奏院吏人充任的书写人、充任每名进奏官候选人的守阙副知。进奏院中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数目也多达几百人。
与以前的进奏官相比，宋代进奏官的地位不高，权力也不大，但是他们在信息传播中作用仍然很大，不仅负责朝报的发行工作，而且在允许传报的范围内，对稿件的取舍也有一定的主动权。当然，如果违反规定，出现差错，受到惩处也是严重的。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进奏院擅自报道了不应报道的“告词”，受到了严厉惩处，主管部门尚书省向皇帝报告此事，待皇帝有了批复后，即将进奏院名叫刘资、冯时这两个负责“朝报”的官员送交临安府处理，每人还要各杖100。[5]这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新闻工作者，尽管他俩是以犯错受责的负面形象载入史册，但是其意义也是非凡的。
在编报的同时，这些进奏官还十分关心朝廷的动态，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朝廷政事消息的采集，比如说，他们常去重要部门走动打听宫廷消息。根据中央政府的有关规章制度，宋代进奏院不必、也不能自行采写消息，因此，南宋临安进奏官大量采集朝廷政事消息，只能用“别有用心”来解释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进奏官是经常在私自传递未经政府允许不准公开的信息。进奏官私自传递政府信息有各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与“小报”采访人相勾结，将禁止传播的信息透露给小报采访人，让他们在“小报”上来传播。这就是《宋会要辑要》上所说的进奏官将信息“录与诸处剳探人会报”。[6]“诸处剳探人”就是专职或兼职为“小报”收集新闻消息、提供新闻线索的人，遍布中央机关、临安地方诸多部门。
以上讲的是进奏官，他们是“朝报”的专业人员，对“小报”来说毕竟是兼职人员。那么，“小报”有没有“专业人员”呢？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开封，小报已经有“意、雕、卖之人”，即小报已经有撰写、雕刻和出售的人了。[7]在这些撰写、雕刻和出售的人中，有些是进奏院中的进奏官，有些则是小报自身所拥有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士”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报业经营人员。这些“专业人士”又是怎样一些人呢？他们是如何从事“专业工作”的呢？
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有官员向宋光宗报告：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采访人员到处打探消息，收集新闻线索，甚至用贿赂之法来向进奏官获取消息，“访闻有一使臣及閤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閤门是閤门司的简称，隶属门下省，主管皇帝和大臣们的朝会、幸游、宴享、赞相、礼仪、召对、引见、辞谢等事宜。“閤门院子”指的是管理閤门的杂役。“小报”出来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8]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南宋末年临安城内“小报”采访人员进一步被人曝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9]这里，“内”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政府机关；“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内探”、“省探”、“衙探”指的是在以上这些地方探听和访录新闻的专职记者。这就是说，就是在临安的皇宫、中央机关和各级官署内，都活跃着一批为小报办事并获取好处的公开或半公开“记者”。
以上几段史料，是迄今世界上有关古代民间报业经营人员最详细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和了解古代民间报业人员的大致情况：可以了解到，随着小报的出现，一种独立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报业中成为可能，因为其经营者以赚钱为目的，读者只要付钱就能买到小报；还可以得知，随着一种独立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报业中成为可能，一个可观的新职业群在中国产生了——撇开唐代和宋代进奏院的进奏官不计，单单这个职业群出现的时间，就远远早于目前世界公认最早的职业记者——1536年，工商业发达、信息麇集的意大利威尼斯才出现了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迟于南宋至少400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上各种媒体记者外，南宋临安民间还有大量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这些民间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即典籍上所记载的“消息子”[10]、“簇头消息”[11]、“闲人”[12]、“喜虫儿”[13]等。“消息子”和“簇头消息”，就是打听和收集最新消息的人，这些人头脑比较灵活，交结比较广泛，信讯灵通，并将收集和集中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有关需要的人士、商家，甚至官方机构。《武林旧事》在列举南宋临安中的各行杰出人物时，还特地指出，当时从事“消息”这一行业的人中有“陆眼子”、“高道”二人。[14]“陆眼子”、“高道”如果不是临安城内从事“消息”行业中的杰出人士，便是从事“消息”行业的首领或老板。这又是人类信息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专业人士。“闲人”意思比较复杂，因为临安城内有各等各种各样的“闲人”。根据南宋《都城纪胜》记载，有两类“闲人”与信息传播有关，一是“知书”和“写字”，这是一等的“闲人”；一是“传言送语”。[15]《梦粱录》记载与信息传播的“闲人”，一是“书写简贴取送之类”，一是“传言送语”之类。[16]这类“闲人”，大概是当时的文化人，他们口才好，至少粗通文墨，毛笔字估计写得也不差，然而他们的命运不济，读了书，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不著业次，以闲事而食于人者”，[17]类似几百年后左宗棠所斥骂的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18]“喜虫儿”，即是南宋政府的百司衙兵。百司衙兵的工作靠近政府机关，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各种最新和比较可靠的信息，然后将有关信息提供给相关的人士，谋取报酬。南宋负责科举考试揭榜或发榜的衙门是国子监，据《梦粱录》记载，“发榜之徒，皆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恩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闾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19]“一二千缗”在当时是一笔厚酬。“喜虫儿”是南宋临安城里才有的特殊信息人员。这些从事信息传播的人们和行当，类似于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一批专门打听和出售新闻来谋生的人。他们与那些进奏官、小报从业人员一起，把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从以上的叙述和对比中，笔者想请教专家学者：迄今公认的有关新闻事业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效？如果仍然正确有效，南宋临安有没有专门行业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如果有，这个行业可否被称作新闻事业？如果承认为新闻事业，人类社会的新闻事业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比较合适？
二、南宋临安有定期报刊吗？
学术界认为，定期报刊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报业，也就是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按学术界规定，新闻性较强的周刊或周报，便是定期报刊。现在学术界公认，定期报刊发源于尼德兰和德意志，前者在1605年诞生过半月一次的《新闻报》，后者在1609年诞生过《通告—报道或新闻报》和《报道》两种周报，尤其是后两种周报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定期报刊。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报纸无论是时间上的认定还是性质上的认定，都是十分低的。[20]学术界还认为，从17世纪初定期报刊问世，到17世纪中期日报的陆续创办，是近代新闻事业的初创阶段。
因此，要确定南宋临安是否有近代新闻事业，还有一个关健问题，即南宋临安是否有定期报刊。上节已经提及过，在南宋临安，政府的进奏院传发“朝报”，部分进奏官与民间编发“小报”。这两个媒介是不是学术界所规定的定期报刊？
“朝报”是办在京城、为宋代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中央级的政府机关报，有专门的发行机构进奏院。“朝报”的内容较广，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都令播告四方。[21]但是在北宋开封，官报仍称为“进奏院状报”，“朝报”的称呼还不多见。[22]“朝报”后来之所以被称为“朝报”，大概是因为进奏院是朝廷的一个部门，进奏院发布的报刊，是替朝廷传播信息的，或者是为朝廷代言的。“朝报”的称呼，是在南宋临安才渐渐地流行起来，如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孙觌辨受伪楚官爵时说到了“朝报”：“臣在宿州，见朝报，有臣僚言章，称受伪楚官爵，与商议论，有如孙觌、李擢者，奉圣旨散官安置。……”[23]
南宋临安的“朝报”每日发行。在北宋开封时，“朝报”具体什么时间出现不清楚，是不是每天出版也不敢大胆肯定。但有史料说，进奏院规定每5天将准备公开发表的材料上报上级主管部门枢密院审核，[24]每隔一定的间歇，如每隔10天，将“朝报”发送各地相关部门。[25]这充分表明，北宋“朝报”至少是定期、连续出版的。到南宋临安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南宋的都城，临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十分活跃，百年老报的“朝报”，无论是照旧日刊，还是改作日刊，主客观条件都是成熟的，因此，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典籍上有了这样的记载：“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26]“给事”即给事中，是进奏院的直属上司，负责“朝报”的编定。
“小报”的情况更复杂。虽然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欧洲的印刷商早在1415年就开始用雕版印刷一些没有名称的“单张小报”，[27]按照现行学术界的观点，国际上学者倾向于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手抄小报，也即资产阶级报纸的雏形是发源于16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其实，世界上最早的手抄小报到底何时何地问世，不应轻易断定。因为，北宋，有可能10世纪的北宋初期，开封城里就已经有“小报”了。史籍上，迄今发现有关“小报”的最早记载，是在1031年。[28]“小报”从此开始在开封和其它地方流传起来了，为各方所关注和收集。到了北宋末期，“小报”逐步形成为一种专业，尽管还没有“小报”这一称呼。
到12世纪，“小报”在南宋临安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开始有“小报”、“南宋小报”或者“新闻”的称呼。因为，南宋时期，中原被金兵占领，大量北方居民南迁，当时战局关系到每个人身家性命，所以大家虽然身在临安，仍密切注视着战局发展，关注着朝廷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情况。而政府发行的朝报是不太可能太多地报道边事和战事，更不会报道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满足不了人们需要。南宋政府的新闻政策，为临安“小报”的生存、发展，为临安“小报”在人类新闻传播发展史上创下了一个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南宋临安“小报”每日发行。北宋末期，开封城里“凌晨有卖朝报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于通衢。”[29]此处的“朝报”不是官方的朝报，而是冒仿朝报的“小报”。“小报”因为是非法的，所以要在“凌晨”这个不是卖报的时间来出售。如果苛求地说，“凌晨有卖朝报者”还没有说清是否每天凌晨都出售报纸，那么“小报”至迟在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已经是“日书一纸”了。[30]也就是说，在南宋临安，“小报”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日报”了，而且还是民办的“日报”。日报的创办被视为是对世界报业的重要贡献，目前关于世界上第一份日报，中外学者说法有点不一样，其中1616年开始出版的德文报纸《法兰克福邮政总局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日报。[31]但是根据世界权威资料来看，1650年德意志莱比锡一位书商创办的《新到新闻》被视作是世界上第一张日报，其它比较早的日报还有1663年由周报改版的《莱比锡新闻》。
前面已经提到，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报纸的认定是很低的，认为它们只是出版物而不是报纸，尽管它们也是每周甚至每日出版。究其原因，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报纸的内容均为“臣民状况”，不能诉求读者的普遍兴趣，不能提供及时的新闻。[32]那么，南宋报纸的内容又如何呢？
北宋开封的小报内容为何，人们知之欠详，然而南宋临安的小报内容史籍多有记载，如“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川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33]这表明，南宋临安小报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又有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而且那些编写小报的人员，为了躲避政府有关部门的查禁，掩人耳目，把这些小报内容称为“新闻”。“新闻”在南宋临安意为稀奇古怪、荒诞无稽的意思。因此，“新闻”成了南宋时小报的隐称。[34]随着局势的发展，小报还“撰造命令，妄传事端”，[35]以某种假托方式来表达对宰相百官和朝廷官员变动的看法。小报的内容真假不一，有的来自于临安中央机关泄密，有的来自于临安街市传闻，有的是编者杜撰捏造——不仅杜撰假新闻，而且还杜撰假诏旨、假章奏。
种种证据显示，南宋临安“小报”已具现代大众传媒一些特点：它是民间独立编辑，敢于报导政府禁止报导的新闻；它有专业采访人员，专业化程度强；它每日发行, 传播范围较广，“遍达于州郡监司”；[36]它是营业性，一切为了谋利；它注重时效，“以先得者为功”，“飞报远近”；它“揑造命令，妄传事端”，“又或意见之揑造”，[37]有一定的舆论导向；它内容新奇，也较符合民意，为朝野人士所信任，以致屡禁不绝。[38]
由于“小报”“眩惑视听”，且又“无所不至”，因此，宋政府对“小报”向来采取压制政策。还在开封时，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使张戬奏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捉……”。[39]南宋政府自然也是严禁“小报”的，而且，由于临安城内“小报”非常盛行，数量激增和影响加大，与北宋相比，南宋政府打击频度和力度不断地提高。这方面的史料很多，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与数百年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动辄处死手抄小报传播者的事件相比，南宋政府的对“小报”的压制还没有走向极端。
从以上的叙述和对比中，笔者认为，迄今公认的有关定期报刊的观点如果仍然正确有效，南宋临安的“朝报”，尤其是“小报”应算是定期报刊，如果南宋临安“朝报”和“小报”是定期报刊，那么，近代报业，也即近代新闻事业起源时间不是17世纪初而是在12世纪甚至11世纪，起源地不是欧洲的几个商业发达城市而是在中国南宋临安，世界上最早的日报不是欧洲的《法兰克福邮政总局报》或者《新到新闻》、《莱比锡新闻》而是南宋临安的“朝报”或者“小报”。
三、南宋临安在世界新闻史上应居什么地位？
一般认为，古代新闻传播活动规模比较小，通常面向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对象而不是面向社会广大公众，没有专业的采集和传播机构和队伍，所以还不成其为新闻事业。而南宋时期，京都临安聚集了众多的官方新闻传播机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其等级和数量是当时任何地方无以伦比的。南宋临安，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各种新闻和信息，也向全国各地送发各种新闻和信息。南宋临安，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而且也是中国的新闻传播中心。
如果我们将眼光在延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搜索的话，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像南宋临安那样多层次、全方位、大规模，而且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新闻传播中心，不仅是“空前”的，还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像南宋临安这样的新闻传播中心，在封建社会中是唯一的一个。如果我们再将眼光扩大在世界范围内搜索的话，我们或许会更惊讶不已：像南宋临安那样的新闻传播活动，在中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也是独领风骚的。还原南宋临安新闻传播活动的真面目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无论对中国新闻史还是对世界新闻史研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都有一定的意义。
临安作为南宋的京城，为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展开和开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为南宋临安在中国、在世界新闻传播史地位的获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南宋灭亡后，临安或者杭州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在日后漫长的元朝、明朝和清朝，昔日辉煌的新闻传播活动再也没有重演过。然而，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中国还是中世纪的世界，做过京城的城镇不知有多少，也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新闻传播活动，但是，它们的新闻传播活动都不如南宋临安那样声势浩大，它们在新闻传播史的地位也不如南宋临安那样显赫。
世界之大，中世纪之长，在世界新闻传播史有一席之地的，中国以外只有欧洲的几个商业发达的城市，其中又以威尼斯为最。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威尼斯民间也曾售卖过不定期的手抄小报，威尼斯政府也曾在一个时期发行的不定期的手抄小报，威尼斯城里也曾有过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等等，但是与南宋临安新闻传播活动相比，差距是明显的。
在时间上，南宋临安要早于欧洲数百年。在规模上，南宋临安城里不仅报业发达，而且还有专门从事发行和销售朝报的行当，超过欧洲的威尼斯。据南宋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说，当时临安已有各种职业和行业414行，如札熨斗、修破扇、洗衣服、写文字、卖字本等，“卖朝报”就是其中的一行。[40]《西湖老人繁胜录》这一记载不是孤证。周密，[41]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词人，晚年定居于杭州癸辛街，辑录旧闻，《武林旧事》就是他在元初对南宋临安旧事的回忆，详细地涉及到临安的市容市况、不同职业、不同行当。他专门写了临安城内的183种不同的“小经纪”即小本买卖，其中排列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就是“班朝录”和“供朝报”。[42]据周密记叙，这些“小经纪”，“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籍以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43]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供朝报”大约有数十人，“供朝报”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供朝报”这一职业只有临安城内才有。[44]由于周密曾“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闻，最为真确”，[45]他的记叙可信度很高。
无论是西湖老人所说的“卖朝报”还是周密所说的“供朝报”，都表明了临安城内的新闻传播活动已经有相当规模了，“朝报”与普通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在临安出现了以卖朝报为职业的或为求生手段的人们，产生了一个以读朝报为必需的相对固定的受众，而且南宋临安还有不少人专门收藏“朝报”，如“耻堂家”有理宗时期（公元1224-1264年）的“朝报”一橱，张景倩家“朝报甚齐整”，“但恐不借”，等等。[46]还有，南宋临安的民俗节日常形成百货云集的临时集市，许多书商、书贩子纷纷赶来出售诸色经文、卖字本、博弈书、旅游图等，其中也有出售的朝报。[47]有出售朝报的人，必有收藏朝报的人。
报纸在南宋已经是印刷媒体。北宋时，杭州已经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杭州工匠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进入南宋，中国的印刷术进一步发展，比如出现锡合金铸成的金属活字，京城临安的雕版印刷术更是领先于全国，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至迟已经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公元1174-1194年）有实际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次大革命。无论在北宋开封还是在南宋临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大都有专门的印刷部门，进奏院也不例外。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印刷报纸的记载，但是，有关进奏院印刷文件的记载却不少。[48]在这种情况下，进奏院，尤其是南宋进奏院印刷“朝报”是易如反掌。
或许南宋临安印刷报纸太司空见惯了，以至于人们都“熟视无睹”了。否则，“朝报”何以在市场上向公众出售？即使在临安向各部门机关分送、向临安以外各部门机关分送，这个数量也不是手抄所能承担得了的。至于一个主要目的用来谋利的“小报”，印刷可能性更大，因为公元1066年在北宋开封小报刚冒头、需求量还不算大、印刷技术尚欠先进的情况下就已经雕刻、印刷了，[49]到南宋临安小报风行、需求量日增、印刷技术更发达的情况下，小报理应会雕印发行。1193年6月19日，有官员上奏：“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仍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50]这里，“传播街市”虽然不是“小报”，但表明当时雕印发行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小报”虽然更不会例外。当然，也不排除“朝报”和“小报”在特殊情况下有手抄的时候。
威尼斯的小报仍是手抄的。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印刷术逐渐地传到欧洲，才有印刷术的实际使用，包括一些不定期和定期的新闻印刷品，但是，16世纪的威尼斯和欧洲其它一些发达城市的小报还是“手抄”的。欧洲要到17世纪，手抄小报才逐渐地改为印刷出版。这表明，威尼斯等欧洲城市在17世纪以前，其新闻传播活动的规模仍然不大，其传播对象仍然是某些特定阶层而不是社会广大公众。
顺便提一下，当今国内外都否认古代中国印刷过报刊，尽管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比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这样断言过：“印刷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印刷的文献，即仅为印刷而设计并且仅能通过印刷得到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见于西方。”[51]至于那些新闻史的论著都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人云我云：活字印刷、世界上第一张印刷新闻纸、世界上最早印刷的定期报刊和日报均诞生在德意志地区等。南宋临安的新闻传播活动雄辩地证明，中国不仅是印刷术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最早印刷报刊的国家——根据至今所发现的资料，中国至少在11世纪已经开始雕版印刷小报了，至少早于西方几个世纪！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政治因缘。西方学者根据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意志地区报纸产生的情况，得出报纸首先是在那些中央权力薄弱或统治者比较宽容的地方兴盛起来的。[52]而南宋报纸是在南宋中央统治的中心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似乎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不一样。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临安虽然是南宋政府统治的中心，但是仔细地分析一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政治因缘促使了报纸兴盛起来，比如上面所提到的新闻政策、对小报报人的处罚没有走向极端等，便是其中的例子。
新闻传播活动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人类的物质生产状况紧密相关，也与人类的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互相适应的。南宋临安新闻传播居中世纪世界的前列，这是由当时各种因素所促成的，这些因素既有临安作为南宋首都这一历史机遇，又有临安本身所具备的各种条件，比如南宋经济发达，居世界先进地位，而南宋京城临安的经济又在全国遥遥领先，且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南宋临安教育事业发达，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南宋临安人口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且成份复杂；南宋临安是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南宋临安是中国雕版印书的中心，其雕印的数量和质量，不仅是空前是，而且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以后的明清两代，而中国当时又是世界印刷术的故乡；南宋临安是当时全国公私藏书的中心，数量也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城市所可比较的，南宋政府的某些新闻政策，等等。南宋临安新闻传播活动是当时南宋临安创造了诸多的世界记录的一部分，是与南宋临安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地位相匹配。
（原刊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1]详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3期。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中华书局，1957年，据北京图书馆影印本重印。
[3]进奏院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初建时的“邸”，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才改称进奏院。只不过唐代以前，进奏院（包括唐代以前的“邸”）有无数个，而宋代的进奏院则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全国只有一个：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在唐代，众多的进奏院除呈递和承转文书、查询有关地方政务外，还向它们所属的军政长官或部门提供京都信息，其中有官方报纸的内容，也有进奏院自行采访的、特别是与本地或本部门有关的新闻，甚至还有朝廷绝密信息。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十。
[5] “[孝宗乾道六年八月四日尚书省言]：进奏院违戾约束，擅报告词，系厅司刘资、冯时主承发朝报保头人，候草诏送临安府，并各杖一百断罢。”（《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以往的论著将“主承发朝报保头人”理解为临安城里负责“朝报”销售的官员是不准确的。
[6]《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十。
[7]《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四。
[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9]赵升：《朝报》，《朝野类要》，第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12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0]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六，第104页，西湖书社，1981年；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清)朱彭撰：《南宋古迹考》，第11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11]《武林旧事》，卷六，第103页。
[12]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第18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13]《梦梁录》，卷二，第11页；灌辅耐得翁：《都城纪胜》, 闲人，《南宋古迹考》，第92页。
[14]《武林旧事》，卷六，第114页。
[15]《都城纪胜》，闲人，(《南宋古迹考》，第92页。
[16]《梦粱录》，卷十九 ，第182-183页。
[17]《都城纪胜》, 闲人，《南宋古迹考》，第92页。
[18]引自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9]《梦粱录》，卷二，第11页，1980年。
[20]如《美国新闻史》中就有这样一段表述：“有史记载的历时最久的信息工程是在中国实施的，因为大约从公元750年开始，中国宫廷就每半年一次发行有关臣民状况的报告，同时还发行月报和皇历。大约从1360年左右起，这类统称为邸报的公报每周印行，到了1830年，它们又成为了每日出版物。后来人们称为《京报》的公报一直出版到1911年帝国终结时为止。另外一种为省级长官印制的出版物是在公元950年出现的，它也出版到1911年。”（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展江译，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
[22]据记载，王安石是首先提及“朝报”的人之一：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元）脱脱：《宋史》第327卷,《王安石传》，第1055页，中华书局，1985年。
[2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第106卷，第7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4]“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每五日上具定本报状”，（（元）脱脱：《宋史》，第319卷,《刘奉世传》，第10389页。）
[25]“逐旬发外州军报状”，（《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九。）
[26]赵升：《朝报》，《朝野类要》，第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129页。
[27]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展江译，第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七。
[29]《靖康要录》（二），第十五卷，第965页，文海出版社，1967年。
[3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31]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第8页。
[32]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第5、9页。
[33]周麟之：《论禁小报》，《海陵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第19页，1983年。
[34]有关南宋临安的“新闻”，详见牛角：《古代“新闻”辨义》，《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36]《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37]《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
[38]《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3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四。
[40]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古迹考》，第115页。
[41]周密，外号四水潜夫，其祖先是山东济南人，其曾祖父随宋高宗南渡到湖州安家。周密淳祜年间曾任义乌知县，宋亡后，隐居不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626页，中华书局，1965年。）其著有《癸辛杂识》、《齐东野语》、《武林旧事》、《云烟过眼录》等多种。
[42]《武林旧事》，卷六，第102页。
[43]《武林旧事》，卷六，第105页。
[44]办“小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用来谋利的，因此“小报”可在一定场合上买卖。有关这一点，大家没有疑问。问题是“朝报”是否也在市场上买卖的？根据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中国的官报是官员内部发行的，因此，南宋的“朝报”也不公开发行；因此，南宋临安市场上出售的“朝报”，必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非法“小报”；因此，南宋临安“报馆”售卖的报纸必定是“小报”，换句话说，南宋临安已经有售卖“小报”的专用“报馆”了。（这种观点最早见于中国台湾的朱传誉（朱传誉：《宋代新闻史》，第9、59、83页，商务印书馆，1967年。）大陆的学者都沿袭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产生于习惯性思维，经不起推敲。本文在论述中已经多处阐明了这一观点，现在再集中予以说明。第一，中国古代的官报，尤其是南宋的官报是否，或者是否全部都是在政府内部发行的，至今没有明确的史料。倒是官报一系列采集、编辑、整理、审定和发行的规章制度可以用来反证官报有可能在是公开或者半公开发行的，因为如果官报仅在政府内部发行的，严格限制就显得多余了。第二，根据常识，能算上“行业”或者“职业”者，一般均为合法和公开的，南宋临安“小报”是非法的，只能地下发行，不能入行的，否则南宋临安是不止414个行业或者183种小经纪的。事实上，史料上无论是这414种行业还是183种小经纪，均非地下，或黑市的。第三，宋代“小报”，尤其是南宋“小报”之所以屡禁不绝，一个非常关健的因素是“小报”报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也不会那么傻做个固定的窝来等官府来抓捕。第四，“小报”有自己专门的发行渠道。小报原是从朝报那里衍生出来的，但到了后来，它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得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从小报处获得的政府信息：“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小报的传播速度也非常快：“始于都下，传之四方”，“以行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于遍达于京城临安以外州、郡和军事要地的主管人员那里。（《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小报”这个发行速度，决非开店设铺的常规方式可以达到的。第五，据记载，南宋临安“供朝报”者大约有数十人，“供朝报”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只有临安城内才有。（《武林旧事》，卷六，第105页。）“供朝报”者是经过严格审查的，是有“执照”的。对小报实行压制和打击政策的南宋政府还会对“小报”的发行合法化，让它公开销售吗？
[4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626页，中华书局，1965年。
[46]周密：《志雅堂杂钞》，第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01册，第342页，齐鲁书社，1995年。
[47]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第22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48]比如，北宋雍熙三年（986年），皇帝下诏批评进奏院有“有漏印漏押”的现象；（《宋会要辑稿》，官职二之四四。）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五月十八日诏自今朝省及都水监、司农寺等处，凡下条贯并令进奏院摹印颁降诸路，仍每年给钱一千贯，充镂板纸墨之费”；（《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六。）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二十八日刑部大理寺言，臣僚章疏议论边计及事理要害，不许滕报合厘。为在京法应赏功罚罪每月下六曹取索择其可以惩勘事上省。进奏院承受镂板颁降诸路州军马监司及在京官司从之，以臣僚劄子乞下祖宗法应赏功罚罪事可为劝惩者，令左右司下六曹取索镂板颁降有旨送刑部看详，故有是命。四月四日左右司言进奏官颁降赏功。罚罪乞量行支镂板工墨钱本司约度，欲每季支钱一百贯五钞纸五千张，临时以字数多寡置历支使如不足即贴之，仍限次季申比部駈磨从之。”（《宋会要辑稿》，官职二之四八。）
[49]《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四。
[5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五。
[5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2]迈克尔·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