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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纪 新的课题——日本新闻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作者: [日]花田达朗 撰 祁景滢 编译  发布时间:2010-09-10 22:12:00 来源:传媒学术网
  一、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

  大学至少有研究和教育两个功能。新闻、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等有着各自明晰的概念,以这些社会现象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在日本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角。关于这些对象群的批判认识和知识,以及将其体系化的研究至今不衰。而教育则承担着这些研究成果及被体系化的批判认识和知识传宗接代的任务,自然应该首先予以考虑。首先,研究者的再生产务必在大学里完成;其次是对新闻、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等复合体进行批判的认识和分析的知识务必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各大学都有本科教育的缘故。接受了上述教育或具有上述能力在从事记者或更广阔的媒介关联工作时往往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如今几乎没有从本科教育的层次来直面考察媒介从业人员培养的,这就是现状。

  就此现状,春原昭彦1994年写到:“大众传播研究不仅是政策科学,还要从现实问题中选取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新闻学怎样成为大众传播学,进而发展成信息学,言论、报道、媒介、记者如何定位等等,都将成为今后的课题。”(春原 1994:19)

  在战后大众传播概念的移入、媒介的发展和多样化、信息环境的变化、研究领域的逐步扩展等现实面前,春原担心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拉大,他认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新闻教育或记者教育更不能废弃或轻视。研究和实际之间、大学教育和社会职业实践之间是否被制度化,对大学来说,都是办学目的是否明确的一个例证。

  现状:

  ——在日本不存在已经被制度化了的新闻教育。

  ——各媒介企业单独对职员进行内部职业训练。

  ——内部职业训练的内容在超越了具体企业的层次上不具有代表性。

  ——虽然不少大学有大众传播和与新闻有关的系或学科,但新闻的职业教育在大学和媒介产业之间还没有有机地连接起来。

  设问:

  ——为什么在日本没有制度化的新闻教育?

  ——为什么日本的新闻教育能够不被制度化?

  ——日本新闻教育不被制度化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

  ——今后还能够维持现状吗?

  ——如果不能再维持现状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条件变化?

  ——如果不能再维持现状的话,会构思什么样的新闻教育模式呢?

  二、过去的尝试

  其实,在日本并不是没有新闻教育的制度化萌芽,许多先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尝试具有重大意义。只是奇怪,为什么吸收了外国经验后,存在与外国类似的机会,却没有结出果实呢?

  有一些学者已经对日本过去的实践有所总结,如畔上和也、春原昭彦,而松本君平则是开先河者。

  松本1899年(明治32年)刊发了日本最初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此前,他设立了东京政治学校。该书力图向报纸经营者和记者传输报纸的本质、机能、组织等相关知识,在序言中他写到“人们公认法律对法学家来说,经济学对经济学家来说,医学对医学家来说是必须的修养,对记者而言,新闻学的知识更是至关重要。”(春原 1994:18)此外在该校设立缘由中,他写到:“现今而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新闻学原理对记者自然十分重要,但不要忽视进行经济、政治、财政、法律、历史等相关教育。”(畔上1990:75)

  杉村楚人冠(广太郎)1915年(大正4年)在《最近报纸学》一书的卷首语中提到过松本。该书原本是在中央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演讲录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以培养记者特别是“外勤员”为目的。就“新闻价值”、采访方法和采访规则、报道作战和纸面排版等问题有详细的解说。书中杉村指的“前人所言”,具体为美国记者学校教育的教授们,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克兰特·怀德(Grant Hyde)、威廉德·格罗威那·布莱亚(Willard Grosvenor Blyer)、密苏 里州立大学的沃德·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等。

  大正后期,1922年(大正11年)小野秀雄出版了《日本新闻发达史》,正像该书序言所说,这本书是为庆祝大阪每日新闻的新社址建成、东京日日新闻创刊50周年,在两社社长本山彦一的委托下编篡而成的。小野秀雄在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当过记者。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本山在该书卷头刊载了的《对新闻政策的个人看法》,最后的第九项是这样记载的:

  “创设新闻学校的时机尽管尚未成熟,但希望全国报社对设立下列各项达成一致。”

  (1)在既有学校创设新闻学科,分普通和专门两种。普通科配制在乙类商业学校,教授新闻实务,专门科则独立成为与各系地位等同的新闻学科。

  (2)各报社为培养海外记者要向国外派驻记者,为及时报道国际新闻,需要各报社同力合作。

  “新闻政策第九”在当时被多少接受,其后的命运如何,鲜为人知。不过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大小报纸波澜叠起,报纸的势力和意义得到各方面的认可,迎来了新闻史上备受注目的时期。”(小野 1949:219)那时,尽管经济处于低迷,但财界还是投资报业。对此,小野记述到:

  “对报纸认识的普及和对新闻教育、记者教育关心的高昂,导致以涩泽荣一、粱田中外社长为中心组成了研究基金捐赠团体,昭和四年由三菱、三井出资在东京帝国大学设立了新闻研究室。在此前后,明治大学、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商科大学等也开设了新闻课和新闻讲座,日本新闻学院还设立了独立的记者教育设施。”(小野 1949:220-221)

  基金捐赠者代表有涩泽荣一(原第一国立银行行长、子爵)和阪谷芳郎(贵族议院议员、男爵) ,发起人还有前面提到的本山彦一、杉村广太郎、德富猪一郎(国民新闻社)等。

  小野在1929年设立的新闻研究室实际活动中,引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勃兴的“新闻学”(Zeitungswissenschaft),与美国“新闻学”不同的流派合流。由此导致的可能结果是美国流派的“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出现倒退。

  先前小野提到过要成立民间新闻学校,1927年永代静雄(东京每日)创办了“日本新闻学院”,1931年山根真治郎(前国民新闻主笔)创设了“新闻学院”,但时间不长。(畔上 1990:28 )

  紧接着,日本进入了15年的战争时期。在国家总动员法体制的纲领下,1941年(昭和16年)公布了新闻事业法令,第二年成立了统治团体日本新闻会。日本新闻会定款第一条为“为达到新闻事业的国家使命,要设置必要的综合统治运营机制,并以新闻事业相关国策的立案和实行为目标。”其具体事业之一为《新闻记者的登录和新闻从业者福利设施和训练的实施》(第五条四项)。在法西斯统治下,报纸不是舆论机关而成为“指导机关”,由统治团体组成的 “记者练成”和记者登录制形成一套管制规则。实际上,1942年(昭和17年)实施了第一回“ 记者练成”,第二年开始记者登录制。(小野 1949:327330,324)。当时的记者要遵守《日本报纸记者规程》,还要具备“在国体观念方面记者一定要严格把握国家使命,成为在日常中保持品位和公正廉洁的人。”而“记者养成”则与“记者练成”不同,是与记者教育和精神修养、精神主义无关的问题。

  关于记者登剥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也实行记者证书制。而这一制度的经验和反省在战后联邦德国,从事记者工作时,彻底废弃了记者资格制度,维护了记者自由市场原理。

  战后日本的再建是与联合国总司令部(GHQ)的占领政策同时开始的。“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民间信息部是根据麦克阿瑟元帅的希望设立的,并对日本报纸伦理纲领、日本报纸协会的设立、在各大学新设记者教育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在记者教育方面,将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扩充为新闻研究所,并在其他大学开办了新闻系和新闻讲座。”(小野 1949:354)记者教育作为由民间信息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CIE)发起的日本民主化政策的一环正式登场。

  不过,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设立计划实际上是在CIE建议提出之前就已出台的。1945年(昭和20年)12月败战后东大首任校长南原繁说:“就任不久,便开始计划成立新闻研究所,并积极把计划落实到实际中去。”(东京大学百年史 1987:13)。南原还回忆到:“昭和4年10 月在文学部开设新闻研究室初期,由法学部聘请了指导教授参与该研究室的运营筹划,使得新闻学术研究从起步时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而其前后的关系从《东京大学百年史》可以获得确凿证据。“大概是昭和21年春天,当时占领日本的联合国总司令部民间信息局(CIE)局 长泰克准将在教育科长纽德的陪同下,访问南原校长时,非正式地建议东大设立像美国记者学校教育那样的新闻系,对此,南原校长介绍了东大新闻研究室的历史沿革,并说出将设立新的新闻研究所的打算。”(东京大学百年史 1987:14)

  在春原昭彦的文章中也有一段相关记述。“昭和21年(1946年),GHQ占领时期,驻扎日本的军人频繁交替回国,此间,主管文化、教育、宗教、推动日本言论民主化进程的CIE局长泰克准将(Brig.Cen.Ken R.Dyke)5月27日上午在回国前夕,在广播会馆,与新闻通信社的代表 (主管、编辑局长等)100人聚会时指出:

  (1)报纸是形成舆论的重要素之一,务必确保并发展报纸的自由。

  (2)全国报社自发组成共同机关(Association of the Press),尽快实行印刷许可制。

  (3)整顿培养报人的教育机关。

  ‘这也是麦克阿瑟元帅的意思,今后就要开始新团体和伦理纲领的制作工作了。’”(春原 1999:43)

  这个“劝告”可以说是他结束任期的一个告别语。他的继任纽德中佐和CIE新闻班长伊勃特少佐全力推进了方针(2),方针(3)的进展状况则不甚明NB327。

  东大聘请原同盟通信社常务理事松本重治为第一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的计划因松本后来遭到解除公职的处分而搁浅。不过,新闻研究所还是在1949年(昭和24年)时成立了。

  当时,新闻研究所是根据国立学校设置法宣告成立的,在研究所的宗旨中,规定“从事新闻、时事等出版、广播、电影的研究,并指导实际行动,培养实际工作者。”“以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本科学生和毕业生为对象,进行与新闻有关的专门教育和课外活动。”(东京大学百年史 1987:45-46)。

  1946年(昭和21年)7月日本新闻协会成立时,“决定恢复战前的新闻讲座,为此每年将给予东大、早大、庆大12万日元的研究助成基金。”“昭和23年(1948年)以后给予11所大学共计140万日元的补助。”在呼吁重视地方报纸记者教育的声浪中,“协会将以既成报纸从业者为对象,从昭和22年(1947年)办一份《新闻讲座》。”《读卖新闻》中1946年(昭和21年)7月特设了“教育机构”,进行培训记者、再教育、新入记者选考等组织性工作。(畔上 1990 :30-31)不过诸多行动并没有产生本山彦一期待的新闻界和产业界的“协同设施”。战后50多年,新闻界和媒介产业界与大学的组织性提携仍旧没有出现。

  三、日本新闻教育的课题

  (1)变化的前兆和促因

  日本虽然在很多大学开设了新闻、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信息等相关课程,近年还增设了为培养“传播专家”而自成一体的“传播系”(田村 1996)。但比照欧美各国的动态和经验,发现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原因在于:

  第一,日本作为企业社会的特点虽有所动摇,但整体来看,采用新毕业的本科学生、职员终生雇用制、只学习单一企业文化为目的的职员研修、忽视学位等旧有雇用系统和职业教育观仍没有多大改变。这一传统自然影响到媒介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普遍性、适用性、面向个人、培养职业意识的新闻教育自然没有生存的空间。

  第二,这并不只是企业系统、雇用系统的问题,也包括在同样系统下工作、郁积着不满的被雇用者、职员等职业意识和职能观念的问题。可以认为这是系统和主体间关系性的问题。

  第三,问题并不是企业和从业者的责任问题。大学、教员,也就是教育系统和其主体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没有充足的自我空间,在社会系统中的自我定位不清。桂敬一认为“现在的变化不光是新闻的存在方式,还包括大学内部的问题。”

  不过旧体制内部也开始萌生变化的征兆。如最近发生的“媒介腐败事件”,大多数事件都是以企业责任者发表“今后再不发生这类事件,加强对职员的教育和研修力度”的谢罪声明而告终。其实这不过是表面问题,务必要深究报纸、节目为什么没有意思的深层原因。有职业感的报纸和节目越来越少是质量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从产业构造看,媒介仍处于激荡的变动时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数字方式交流的渗透 和由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不光是广播的数字式传递、还包括传统印刷媒介从根底的变化,并一直贯通到整个媒介范围。相对既存的报纸、广播、出版等主流媒介,又出现了许多多样的边缘样态。不过主流和边缘的界限已不分明,而是互相交替渗透。在线新闻就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在变化中,应该不断检证新闻的前进方向和职业意识。

  第二,虽然只和印刷媒介有关,即再贩卖维持制度的改革问题。假设将其废止,那么作为新闻古典舞台的日刊报纸和其职业的变化在所难免,并波及到旧式雇用体系和职业教育观等方 面。从业者则要凭真才实学面对市场的选拔,企业在竞争潮流中,渴求劳动市场的流动化和商业价值人才的职业化。这些征兆都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课题。

  此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环境条件变化也是突现新闻教育重要性的条件之一。战后55年体制 和冷战构造的终结导致日本社会其他方面的缓慢变化。在此背景下,要构建新闻和媒介的新格局,务必需要新型人才,即从记者固有思维中解放出来,追求创造性、革新性。那种“ 与生俱来”学说逐渐丧失了市场。

  另一个环境的变化是全球化浪潮。近代新闻事业是与国民国家同步而生的。一般认为新闻是在民族、国家的区域下活动的。新闻的民族性不只体现在版面和节目上,还渗透到系统与人的意识层面的偏爱和喜好上,也就是习惯问题。但在全球化浪潮下民族性的核心和脱中心性的新式新闻成为讨论议题。 在信息全球化和东亚地区融合性的趋势中,新闻教育逐渐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

  (2)过去和未来的接轨

  过去的经验和未来的构想对新闻教育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未来的构想势必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大学和社会的结合也势在必行。

  而今一般认为,在从事某职业之前必须接受相关的大学教育,但从历史上看,在广义的“交流职业”诞生之前,记者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并且是当今“交流职业”的核心。日本对记者教育实施制度化的过程不理想。目前在大学开设的新闻、大众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等教育课程逐渐有扩展的势头,以便使“交流职业”朝向一般市民教育化方向发展。这就使我们不仅要考虑记者教育问题,还要对“交流职业”问题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

  这就有必要对日本的研究生院制度作一剖析。传统的日本研究生院是培养研究者的机关,时至今日这一性质也没有改变。不过文部省接受了1998年秋天大学审议会时提出的“培养高级的从业人员”的提案,1999年改订了研究生院设置标准,设立了以培养高级专门从业人员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生院”,实行一年制的硕士课程。2000年4月在若干国立大学落实这一决定,以仿效美国式的实践教育。日本的研究生院是否具备了新式新闻教育的条件还有待验证。

  日本的研究生院大致有三种形式:培养研究者为目的的研究生院(传统的、以设有博士课程为前提)、培养实践能力为目的的研究生院(培养记者、基本上只有硕士课程)、以社会人研修为目的的研究生院(以培训社会人为目的,只有硕士课程,学制为一年)。现今三者还处于未分化和未确立的过度阶段。特别是后两者在今后发展时是否要考虑以下几点:①明确使命;②老师间教育方针和教授方式共有化;③经验和认知,特别是要培养实践知识和使之体系化的能力;④设置有选择余地的、成体系的课程;⑤明确学习目标和学习课程;⑥学习成果的多样化;⑦构建新闻教育制度。

  上述设想要实现起来很困难,要克服困难,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首先,大学作为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普遍抵制将其制度化的作法。其次,大学和作为记者职业主要活动场所的媒介企业/产业间要构筑某种程度的“信赖关系”。还要确保各自的独立性 ,即大学是为个人设立的教育机关,媒介企业/产业要获得某种经济回报,但双方的利益又 不发生冲突。大学在培养了具有创造性和革新性人才的同时,企业也达到了经济方面的目标。

  还有一点,不局限在一所大学,而辐射众多大学。本文中多次提到了东京大学和中央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上智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商科大学(现在的一桥大学)等在战前 、战后都有各自的经历和经验。目前所有的大学都面临着如何与历史、现代社会、产业需求接续的课题,并在新技术环境下如何以多种形态脚踏实地地迈向未来。各大学既要在共同的制度立场上建立共同的认识,还要结合自身固有的历史条件和革新方案,吸取欧美的经验教训,避免失败。

  总之,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日本,怎样确立制度化的新闻教育和其相应的理念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① AEJMC,1999,“Peport from the AEJMC/ACJMC Task Force on Mission and Purpose ”(available on the www at:http:www.aejmc@se.edu)。=

  ② 畔上和也,1990《记者教育的历史和课题》.《1990年版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年报第9号》 (社)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24-40页。

  ③ Deutscher Presserat,1971,Memorandum zur Journalistenausbildung(Erste Fassung),18.1.1971。=

  ④ 花田达朗,1998,《学习报纸的困难和希望》《报纸研究》No.558,1998年1月,36-39页。

  ⑤ 春原昭彦,1994,《日本大学培养记者的现状和课题》《报纸研究》No.514,1994年5月 ,17-20页。

  ⑥ 小野秀雄,1982,《日本报纸发达史》五月书房(初版:大阪每日新闻社,1922年)。

  ⑦ 小野秀雄,1949,《日本报业史》良书普及会。

  ⑧ 杉村楚人冠,1980,《最近报纸学》朝日新闻研修所(初版:1915年)。

  (花田达朗,东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各国新闻教育的经验 和日本的课题》一文摘编而成,大、小标题均经编者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