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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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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教育:你往哪里去?

作者: 陈昌凤  发布时间:2010-09-10 22:04:00 来源:传媒学术网
  新闻教育的市场有多大?

  一、新闻教育超常规发展

  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原有的几位“老大”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各地方院校也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新闻与传播学院。1994年以前,国内有新闻学类专业点66个,1995~1997年增加了35个,1998~1999年又增加23个,2000~2001年新增专业点竟达104个,即目前已经有专业点230个以上。据估计,目前全国新闻专业本、专科的在校生人数达到4~5万人。(何梓华,2001)

  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看好的。目前在美国大约有14万学生在进行4年制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课程学习。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的年度调查,在1998-1999学年度,估计有35000名学生取得了学士学位,3000名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1000名学生在读博士。(Beasley,2001)那么,市场对新闻教育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呢?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2001年美国日报净裁2000个记者职位。过去美国媒体用人量的标准是,每1000份发行量就有1位工作人员,现在这几乎成了神话。据2002年5月的调查,仅《纽约时报》接近此数,《华尔街日报》每3000份发行量有1人,《今日美国报》则是每5250份销量才有一人。而同时,美国大约有300份报纸缩减版面和规模。1999年,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的学生进入传播领域工作的有65.1%。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毕业生随处可得、人工费用相对低廉而且还经过了必要的训练。但是,不少学生没有找到他们打算进入的领域和想要就业的岗位。

  新闻教育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传播媒体的需要。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据调查,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传媒对本科毕业从事一般新闻采编工作的人才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今后不再录用大专层次的毕业生。(何梓华,2001)同时,各类非新闻专业毕业生也蜂拥至媒体希望分食一杯羹。研究显示,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北京青年报》每年招聘记者,报名与录用的比例在50:1左右。(张延平,2002)

  为了缓和专业点发展过猛带来的供大于求的矛盾,教育部多次提出,新闻学类专业属于长线专业,要适度控制发展规模,应在现有专业点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毕业生的质量。但收效不大。当然,在政策范围内媒体的增多和扩容,还是给了新闻人才一定的空间,据最近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市场最急需的人才是媒介、咨询等行业,而不再是前几年的IT、商务行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只是市场对新闻人才的要求更高了。

  二、专业教育符合市场需求吗?

  都说新闻工作者是“杂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是以专业教育方式培养“专家”的,有人比喻为“胡同式”教育。在中国科协2001学术年会上,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我以为清华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要比美国哈佛大学学生的平均水准高,因为这些考上清华的孩子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青年。”但中科院院士杨福家认为,在个人创造性、知识广度等方面却并非如此。在哈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并不分是哪一个系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课,在知识的大观园里游览、思考,到第三年他们才决定主修什么课程,这样,学生的知识基础就很雄厚,素质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的学生一进校园就被分到了某一个系,这就好像把他们全部领到了一个个的窄小的胡同里让其成长,“你让学生怎么充分发展?”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目前大约有42.1%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学生表示有可能的话另选专业。(《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因为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新闻专业教学方案很难做到跨学科、跨专业。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的学分数在150个左右,学生除了修学分,很少有精力再去学别的了。有的大学已经改革到130个,但教学管理部门的指令性课程达50学分以上,当然这些课程有的在通识教育的范畴。在剩下的学分中,本专业最基本的一些课程又占去了不少学分,最后所剩可供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学分、可供学生自由使用的时间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中跨专业选课基本上成了无法实现的空话,通才教育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新闻实务界对人才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实务的竞争,已经从80年代的稿件层面上升到90年代的版面层面,进而激烈到版组层面,现在俨然进入机制层面了,他们需要的是既能采写、又肯研究有创意,既会管版、又懂合作会管人,既懂媒体、又懂经营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张延平,2002)

  用人单位是怎么看新闻专业人才的呢?经调查,不少实务界人士认为: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做新闻上手很快,但知识面窄,发展潜力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背景的学生。不少发展迅速的市场类媒体说,这两年我们不愿意引进新闻系的毕业生,新闻系可能是以任职传统党报为培养方向,不能适应正在变革的媒体格局。有媒体主管甚至认为,我们过去4年的大学本科,用很多的精力在教新闻技能,其实这些技能教育有一年就足够了。(陈小川,2002)新闻实践并不是新闻学教育的目标,就象外科医生的目标并不是开刀、而是如何把病人治好,新闻教育应当教给学生人文追求和综合素养,使他们有超出职业能力的理想和目标。

  传统新闻教育存在太专太窄的问题,其改变有赖于整个教育机制的改变。近几年北大、清华都在实行“宽口径大平台”、注重通识教育的培养方针。在今年的高考招生政策中,北大、清华再次淡化专业的色彩。从今年秋季开始,北大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本科新生暂时忘记自己的小“专业”。在未来的一两年内,他们将服从大“专业”安排,按照各院系分类,进行统一的基础知识学习,让学生在高年级时,根据兴趣、特长和对学科的了解确定自己的专业。这种模式无论是对学生目前的发展还是未来的转型都打下良好的基础。(《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10日p.36)

  新闻教育的目标:培养未来之王?

  有新闻教育工作者说,在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下一代传媒人,谁就掌握了下一代传媒,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掌握了未来。(李希光,2002)俗语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其中自然有一份敬业者的可贵,但同时也不乏自我夸大的成份。有这种口号式的豪情和理想的新闻教育者不在少数,但这样的提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思路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控制工具用以掌握被培养者的吗?新闻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未来之王,让他们以传媒为工具从而左右未来的吗?我们习惯了夸大个别精英的主观能力,习惯于用“掌握”或主宰之类的语汇,去决定大至一个社会、小至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我们的教育只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知识、并培养其个性和展示其创造性的平台,是一种引领而不是模具的锻造工程,是培养用客观立场和准确判断去揭示世界、而不是用主观的视角去塑造世界的人才。任何教育工作者都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他们选择的能力和权利。

  我们习惯于夸大传媒的功能,体现在理论方面,是把传媒当成万能的工具。从阶级斗争工具,到集团利益的工具,再到个人名利的工具,我们的历史上这类教训还少吗?因为传媒的万能,于是有人想着办法将工具据为己有,想方即方、要圆即圆,颠倒黑白,传媒成了魔术师手中的道具。

  夸大新闻传媒的作用,体现在新闻实践中,是将传媒等同于甚至凌驾于行政和司法之上,于是出现了“不怕拿枪的,就怕摄像的”之怪现象,更发生了“传媒审判”、“传媒下令”等过分干预的情形。在另一种语境下,传媒功能的夸大还可能无视群众的辨别力和权利,以为对群众想怎么愚弄就可以怎么愚弄,比如用那些没有实质信息的空话、套话和口号来做新闻,比如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随意改变事实、混淆视听。

  新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开阔的视野、广泛的知识面、综合素质强、有创造性才能,能适应新闻、广告、公关等更宽泛领域的传播工作的人才。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传播人才应该具备4方面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准确的判断;及3种才能: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Splichal & Sparks,1994,1989) 新闻教育重视的是专业才能、综合素质和独创性的培养。

  新闻教育的意义,不只在于新闻学本身。在培养出色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的同时,应当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传播能力、艰苦工作的勇气、客观精神和勤于思考的习惯。即使那些毕业后不去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也能在这种专业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养料。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综合性大学新闻院系的学生,去非新闻单位就职的一直在22%以上。(张昆)

  “两条路线”的斗争:职业教育还是综合教育?

  关于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思路,在西方的争论已经超过80年,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种认为新闻教育应当是医学院那样的职业教育;另一种强调跨学科的综合教育。有些人认为现行的教育过于职业化,另一些人却认为职业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在这种争论中,牵涉到两类教育工作者,即有新闻实务经验的教育者,和学者型的教育者,前者倾向于职业教育,后者倾向于综合教育。近两年,中国的主要新闻与传播院系,从院长到一般教师,几乎是一股风潮地加重实务工作者的比例,这与美国近些年减少实务型增加学者型教师的流向,恰好相反,不过“两条路线”的争论浮到显性层面则是一样的。

  从传统新闻学教育发展起来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经过了几段重要的历史变迁。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及随后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创设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教育模式。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袭了这种传统。20年代开始一些新闻院系开始挑战这种职业训练模式,加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教育,将新闻学的课程减少到全课程的四分之一,初步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到50年代美国的新闻教育主流,已经从传统的培养新闻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种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背景。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培养目标是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 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Beasley,2002)

  更宽泛的教育理念还在发展。1995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年会上,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说,要进行课程革命,今后不分任何特别专业,以培养传播通才。一些学者认为,把重点放在新闻技能方面,会把新闻学院降格为职业学校。另一些学者则呼吁教育应当回归到新闻上来。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院长Joan Konner说过:现在新闻教育工作者在一起时,说的不是同一种话语,有的谈公共关系,有的谈新闻学,自己如同孤独的修道士,还在那里坚守着新闻学。该研究院教授James W. Carey呼吁,“新闻学必须得到保护,专业生涯和学术生涯的互动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新闻学是无法被同化的,不能把新闻学看作只是一种技能。新闻学是社会的基础,是教育的基石,这一点,传播学的其他部分是不能替代的。(Medsger, Betty, 1996)

  大众传播学生长于典型的西方市场经济之中,在美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术领域,像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一样,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个现代的、工业的城市的需要而发展的,从一开始,大众传播学就是为了经济制度而建立和发展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比较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媒介运作,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去借鉴吸收,一定会有重要意义的。只是传播学引进20年,主流学院还只开设一两门概论之类的课程。

  过去我们的新闻教育存在脱离实务界需要的问题,现在加强新闻教育的实务性,这应当说有进步的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传统新闻教育还面临更深层的问题。首先是中国传统新闻学就有严重缺陷,它形成于本世纪40年代,成长于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目前在许多方面已落后于时代。体现到新闻教育方面,是教育内容太专太窄,教学流于经验性,理论性薄弱,培养的人才缺乏后劲。(俞旭、朱立,2001.7)有媒体主管呼吁,我们不能再用信息匮乏时代的理论去教育新闻学的学生。(陈小川,2002)我们的新闻教育缺少那些最基本的、具适应性的理论内容,缺少社会科学方面的方法性、工具性内容。

  中国的知名记者,出自新闻系的并不多见,就象知名作家没有几个出自中文系一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如同作家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写作技能,记者的需要也超出了新闻专业性的范畴。90年代发展起来的市场化媒体,如《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及兴起于世纪之交风头正劲的一批媒体,其主持者从业者有几个是出自新闻系的?一位记者曾经感动于四川记者的敬业,其实那里很多记者并非都科班出身。记协曾经统计,新闻专业毕业生获全国性新闻大奖者比例很低,学者们因此而感叹:我们的教育质量还不够理想!或者也说明,专业类教育未必是高级新闻人才的最重要背景,这真令新闻教育者惆怅!

  新闻与传播教育主要是培养新闻传播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日趋复杂、变动频繁的时代,人才的跨媒体跨行业能力成为时代的要求,他们的事业领域可能更广泛更多元。如上文所言,世界范围内都存在新闻专业毕业生学非所用的情形,同时新闻传播人才越来越多在不同媒体间流动,而向业外流动的情形也不鲜见。香港地区的记者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美国记者平均年龄是36岁,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年轻时进入新闻行业的人到一定时候可能就转行了。

  所以新闻与传播教育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方向。几十年来美国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培养某一专业人才。但近年不少学院开始取消原有的专业,打破专业界限,加强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着眼于输送传播通才,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需求及学生的更广阔的从业取向。这种综合教育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向,值得我们借鉴。原载于《时代传媒》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