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加强基层建设与创新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议题。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地方层面的基础结构；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和关键场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由此可见，基层对国家治理和大局稳定至关重要，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基层，短板在乡村。
近年来，伴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日渐深入，由“务工潮”和“进城潮”所引发的乡村“空壳化”现象日趋严重，村民主体离场、乡村空间萎缩、村庄治理失效等困境正侵蚀着传统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原有机能，基层治理正面临治理主体性缺失、农村公共精神匮乏和道德伦理危机等问题。
基层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之间信息的及时传递和有效交互，而媒介则能够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沟通的平台和渠道，通过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和多形式社会协商，实现有效治理。从政治实践上看，媒介作为政治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基层治理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学者潘祥辉认为，广播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声音政治”时代，“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学者艾红红认为，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是农村治理的缩影，新中国的农民借助收听广播实现了封闭乡村与外部世界的想象性整合。有学者指出“治理”是广播与乡村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有线广播赋予了基层国家机构和乡村组织较为直接的力量，但却未给同样作为治理主体的乡村民众赋予太多力量。这些研究关注到广播媒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但对于如何将广播治理的历史经验折射至当下现实问题、解决当下基层治理困境，未作相关提炼与论述。因而，本文试图从广播的媒介实践入手，耙梳广播参与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以期为当下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目标下创新媒介基层治理提供有益借鉴与思考。
二、凝聚共识：将基层群众纳入国家政治议程
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过渡时期。为配合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央广播事业局于1952年12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其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加强“广播宣传和经济建设的联系”。会议提出，广播宣传的核心工作目标旨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例如，上世纪50年代初，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为配合华东地区的经济建设需要，举办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经济性节目和服务类节目。华东台的《财经讲座节目》和《商情节目》等，介绍上海和华东各地商情，这些经济信息对华东各地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华东台还组织过统一财经工作、调整公私关系、民主评议工商业税等专题节目，以配合当时的经济工作。
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共识的形成源于“一种特殊的协定”，即在广义上能够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共同体”的共同生产是广泛存在的。
如何凝聚社会主义建设的共识？这一时期，各地的广播电台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组织宣传报道，准确、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政府下发的各项法令，报道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就，以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和凝聚力，鼓舞人民群众投入生产建设和恢复国民经济，使人民群众信心百倍地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也对广播宣传工作任务作出明确指示：“宣传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计划以及各种政策和措施；宣传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中的巨大成就，给群众指出努力方向。”如何通过广播的动员，将分散的传统农民个体有机整合到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国家宏大的政治议程中，是广播宣传工作的重点所在。据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回忆：“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广播为实现总路线服务。1953年，随着三年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在广播大力宣传‘为国家大建设服务’”。
为密切配合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广播电台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导思想，宣传动员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之中，通过广播媒介的有效整合，达成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共识，形成国家建设的“共同体”。“广播中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等雄壮的、响彻四方的歌声，使人们为之振奋。那时，新中国已抹平了战争的创伤，一个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就将到来，工农业生产热潮已见端倪。形势的发展向各方的人们提出新的挑战，广播呼唤着人们要有一个新的振奋和作为，极大地唤起了全体人民的干劲和热情。”
作为一种贯通上下的政治通道，广播媒介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仅是一种宣传的政治工具，而且进行了最为重要的“共识”制造：广播有效地把工人和农民整合为社会主义建设“共同体”，共同参与到国家建设实践与社会治理中。一方面，广播媒介通过向工人、农民宣传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计划以及各种政策和措施，有效凝聚社会共识的内生力量，使人民群众更好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广播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事例和典型人物广泛宣传报道，通过“共同体”意识的媒介记忆达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共识”。例如，上世纪50年代，川南人民广播电台就围绕土地改革和农业增产方面的工作，邀请生产第一线的代表举行广播座谈，并举办了广播专题，介绍著名劳动模范赵国有等人的先进事迹。这种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体”的价值向往与精神追求，有效地达成建设主体对国家建设目标的一致认同，完成对国家建设主体的整合，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
三、在地、共时：广播对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介入
广播对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介入，通过两种治理手段实现：一是开办在地化的自办节目创建基层群众的交往空间；二是以无形的电波建构农村集体生产、生活统一的时间基础，将分散的传统农民整合为“共时性”的集体。
（一）在地：自办节目构建交往空间
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Communicate Act Theory）提出，交往理性的实质是“各参与主体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话题进行政治沟通的民主协商能力”。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面临着整合危机，解救的方法就是在交往中进行沟通，形成共识。“交往”通过蕴含在“言语”中的个体、社会规范、他人三个维度显现。那么，这一时期的广播是怎样发挥媒介构建交往空间的重要功能的？
解放初期，为使广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为紧密，以更好地发挥广播的作用，中央广播局要求广播站密切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围绕当地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开办一定量的自办节目，通过自办节目，为在地化的基层群众创建交往空间。
梅益认为：“广播站一定要有自办节目。节目一定要和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密切结合，包括政策的宣传、政令的传送，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的宣传表扬，错误思想和不良现象的批评，以及当地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各种活动报道。”
各地广播电台的节目设置虽不尽相同，但节目的构成比例大致相近：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的时间约占整个播出时间的20%，自办的新闻性节目约占15%，文艺节目约占40%，服务性节目约占10%。江苏扬州台每天从18点30分开始播音，到22点30分结束，共计4小时，其中转播、自办文字节目和文艺节目各占三分之一。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及评论》和《中央重要政令文告》以及华东台的《华东新闻》和《华东通讯》外，有《苏北及本市新闻》《苏北政令文告》《苏北通讯》《人民讲座》等政治性节目，以及歌曲、京剧等文艺性节目。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创建初期，根据解放区依靠群众办报、开门办报的经验进行广播宣传，十分重视群众基础。1950年，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自办节目有《新闻》《评论通讯》《政令常识》《自然科学讲座》《卫生讲座》《无线电常识》《听众服务》，以及《职工节目》《工商节目》《农村生活》《妇女节目》《儿童节目》《军人节目》及《行情》等节目。这些大量的自办节目，一扫国民党时期纸醉金迷的靡靡之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等重要主题，组织广播宣传报道，使广大群众耳目一新、心情振奋，为人民群众投入经济建设和经济恢复工作，产生了思想指引和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
1951年1月6日开始正式播音的川南人民广播电台，在自办节目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川南人民广播电台还自办了《川南新闻》《川南评论》《政令文告》《人民讲坛》《学习讲座》《宣传员讲话》和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对象的《轮回节目》等。文艺节目有《新歌教唱》《地方曲艺》《戏剧集锦》《电影剪辑》等。“这些节目在川南人民群众中深受欢迎，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西康台（即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不仅加强了对农广播等重点节目，还增加了《科学与卫生》《家庭生活》《怎样过星期天》《听众服务》等知识性和服务性节目，并加强了文艺广播、艺术知识、群众业余文艺等节目，极大丰富了当地农村和牧区的文化生活。
（二）共时：广播塑造集体化的时间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媒介对集体记忆具有建构与重塑功能。广播则成为“塑造统一时间的强大装置”，它建构了农村集体生产和生活统一的时间基础。
早在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时，梅益在讲话中就提出，办广播要根据当地需要和具体情况来决定节目方针，广播的目的与对象决定了广播的节目内容与形式。他指出：“广播台主要应依照收音站所组织的集体听众的实际需要、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来规定节目的内容、形式和编排方法。”
广播以电波传递声音，由于广播的收听范围广、传播迅速且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使绝大部分村、社的农民通过广播能够同步知晓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听到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的讲话。有线广播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普及，使“当时位于偏远山区的小村庄也能做到‘传达毛主席指示不过夜’”。“来自国家领导人的最新指示，被广播媒介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基层每个人。”
“听了一段时间广播，我渐渐发现，播音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成为农民们田间作业的出工和收工令，他们都是依靠广播来记时间。”“有了广播，晚上村民们相互串门的习惯不见了，更多的情形是一家人围坐广播附近，听中央、省、地、县委的声音。那时候，我每天都准时收听县广播站的三次播音，一直到播音员最后说‘明天播音再见’。”
社会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时性聚合行动，它强调治理对象能及时接受到信息，并对治理主体进行回应与反馈。农村广播是嵌入乡土社会的现代时间机器，统一规划着乡村民众的生产生活，制造出新的社会律动。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中央的政策和指示能够做到“一竿子插到底”，及时让农民群众接收到信息，而且促进了以集体生产为主的本地农业生产，满足以集体农民为主的本地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和娱乐需求，分散的村落被无形的电波整合为一个“共时性”的空间，由此形成了共时性的记忆空间。
四、密切联系群众：节目突出农民主体性
广播要“为人民服务”，围绕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主题开办节目，密切广播与群众的联系，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有机互动。
刘少奇同志认为，办广播的目的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因此广播宣传在为中心任务服务的同时，应当广泛关心、指导人民的生活，加强广播与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使节目更接近和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
加强广播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体现在多个层面：在节目内容方面，各地方台密切结合当地实际，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主题开办节目，或及时向人民群众预报灾害性天气，防止灾害性天气对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打击；或通过广播传播生产知识，交流生产经验，使农民获得所需的农业生产信息和文化知识；或通过丰富的广播节目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满足农村居民对文化娱乐的需要，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
例如，华东台的《华东汛情》和《台风报告》等服务性节目，及时向人民群众预报灾害性天气以保护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对于易受台风袭击的华东沿海各地群众来说十分重要。“广播里每天雷打不动地播报三次天气预报，村民们就是靠着天气预报准确地判断下秧苗、插秧、播撒棉花籽、收割水稻、种麦子等时令，广播里科学种田、喷洒农药的知识更是为农民种田、种好田平添了翅膀。”
在广播的组织形式方面，它通过收音员下乡等方式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在广播稿件的采编方面，通过在群众中组织广播通讯员、收听联络员，建立收听基点社和基点户，获取广播稿件、广播材料、组织节目的线索以及群众对于节目的反馈意见。广播站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包括站长、编辑、记者）经常下乡，到村社和农户家中，同关心广播的基层干部和劳动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学习群众的语言。
“收音员是特殊的货郎担，他们挑下乡的不仅是几十斤重的收听工具，而且是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屋顶广播”和几万名收音员肩挑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为农民送去最新的信息和文化娱乐节目，成为人们对广播最朴素最永久的印记。
1953年，四川的康北牧区发生猖獗一时的牲畜炭疽病，不少牲畜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交通不便，防治炭疽病的难度很大。当时的西康台及时编发了防治办法，通过广播和组织收听、油印小报等方式，迅速传送到农牧区，牲畜炭疽病得到及时控制，大大减少了农牧区的损失。
为使广播节目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群众性”成为精办广播节目的核心目标。当时要求广播稿件能让群众“听得懂、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听得懂”是指用群众听得懂的健康语言，避免新闻八股；“看得见”是指多讲群众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真人真事，避免说远不说近、谈古不论今；“摸得着”是指多讲与群众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避免政治空谈；“尝得到”是指要结合群众已有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避免生硬说教。广播节目做到通俗化、形象化、群众化，才能使文化水平还不太高的群众欣然接受。
同时，为防止广播脱离群众，使广播的内容深入人心，使用“通俗口语”成为广播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在语言上通俗化、口语化；在内容上注意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让群众听得懂、听得清、听得有味，乐意收听。“通俗口语是与听众保持联系的第一要素、主要手段。它要求叙说事实、准确简洁；描述情节，生动形象；表达情感，亲切自然；用字造句，通俗上口。只有朴素、自然，才能抓住听众。那时候，编辑部有个制度，节目播出前，不定时下基层进行试播，先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对象性节目，要求更严格一些。这叫做让群众帮助把关，杜绝‘小知识分子情调’和‘学生腔’。”
为了在节目内容方面增强广播与人民群众的互动，在讨论广播编辑工作时，中央甚至提出“编辑人员下乡”的创作思路。
“村社里的活动和问题是广播站节目的主要内容，农民是广播站宣传的主要对象，广播站要联系的‘实际’和‘群众’主要在村社，广播站编辑工作人员到村社去是必需的。编辑工作人员下乡的好处很多：第一，‘百闻不如一见’，到村社去可以了解群众生产劳动和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群众真实的思想感情，取得感性知识。第二，可以发现采访线索，收集宣传材料，找到好的宣传题目。第三，可以组织有先进经验的人播讲。第四，可以组织和联系群众广播队伍（广播通讯员、收听联络员、收听基点等等），巩固和提高其积极性。第五，可以了解广播站宣传工作的效果，克服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等缺点，总而言之，编辑工作人员下乡，有利于使自己的工作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克服缺点，提高工作，使自己的工作成为当前中心的一个方面。”
周新武也强调，在依靠群众方面，应该注意正确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广播站宣传的对象是群众。群众斗争、劳动和生活中的事情是最实际的宣传题目；群众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是最可靠的经验；群众之间互相熟悉，呼吸相通，思想、感情、经历、问题等等都相同或相近。因此，群众亲身的实践对于群众最有说服力。由群众教育群众，是最生动有效的教育方法。”
总之，发展农村广播网并非仅仅是出于党和国家政治宣传的要求，也来源于新政权对于“农民主体性”的考量，因为随着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农民学习政治、文化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自觉性空前提高，全国各地的农民对于发展有线广播网有着迫切需求。大力发展广播不仅仅是为了使中央的政策和指示能“一竿子插到底”，更重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本地劳动人民的政治、文化和娱乐需求，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因而广播要“为人民服务”，通过加强广播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有机互动。
五、结语
在传统媒介不断被挤压、不断被重塑的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广播媒介的基层治理功能仍不容忽视。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乡村大喇叭的应急预警功能被重新挖掘和激活。作为单向性的传播媒介，它在应急信息传播中抢占先机，在基层的防疫知识宣传和防疫政策宣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广播或农村大喇叭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硬核”。然而，本文重点探讨的，并非当下广播媒介的新功能，而是透过历史的棱镜，剖析了党和人民政权怎样运用广播这一强大的宣传工具，向基层群众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和组织动员，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意志力，克服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资源与技术限制，使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追溯广播媒介治理的“何来”与“何为”，使得探讨当下媒介基层治理的“何往”成为可能，这才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
本文复现了广播嵌入基层治理的历史实践，引发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新兴媒介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基层传播格局发生复杂而深刻调整变化的现实情景下，要实现基层共识的凝聚，就应当聚合基层传播资源，全方位打造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联动平台，通过媒体组织再造，建立兼具传播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的融合性媒介组织，使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性与结构性要素，吸纳社会治理主体形成良性互动、有序合作，将社会治理主体有机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议题中，通过媒介的意义建构与认同凝聚，激发地方基层群众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决策意识。
广播介入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实践证明，在地化是媒介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端口。一些地方媒体正探索通过精准化的信息服务，搭建本地的强关系平台，有效将当地用户与地方资源连接起来，有力聚合本地用户，承担起当地政策宣传、舆论引导、民意沟通、政治参与等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地域接近性和本土化优势，从而拓展了媒介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载体的内涵与边界。
建国初期，广播密切联系群众、突出农民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媒介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是通过为基层群众提供多元服务的方式，发挥其治理功能。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尝试通过融媒体产品和服务与本地用户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使媒介有效连接本地资源的同时，增强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并通过激发地方基层群众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决策意识，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