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两个一百年交汇处的脱贫攻坚就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如何用文艺作品来表达和呈现？既不会机械无趣地极尽歌颂之能事，也不会离心离德阴阳怪气地挖苦讽刺？扶贫电视剧《山海情》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正面案例。
蔡翔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实践性极强的社会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了经济因素，这一经济既指向国家积累，同时也指向个人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才做到家国天下与个人情感、利益诉求的统一。在延安时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初期，这是可见的。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看到实在的利益，背后又有社会主义的理想支撑。我曾多次讨论的农村读报组、黑板报、屋顶广播等新闻传播活动中，社区服务精神和个体情感利益也是有机结合的，相关人员会得到报纸、工分以及精神层面的嘉奖。但是1963年以来，文艺叙事日渐激进，高度抽象化和普遍化的叙事中，个体的利益和情感淡出，更多强调个人的奉献和无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价值和物质的双重焦虑。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性和人情常常被别有用心人拿来质疑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叙事。殊不知，两者同根同源。
在《山海情》中，我们看到一批基层共产党员和扶贫工作者的初心，他们既有必须完成工作任务的无奈，也有无私奉献、舍身忘我的精神，但这一切又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比如马得福不得不动员亲缘关系，借用父亲代理村主任的身份和村庄中的历史情感来完成工作，同时，他也不得不去处理与弟弟的关系，其中也不乏利益的纠缠。这部剧之所以获得那么好的口碑，大概在于做到了将理想信念与人情世界较好地结合。
谢觉哉在讨论延安政治特点的时候总结到，将“僻处于政治生活和历史之外”的群众重新纳入“政治生活及历史”之中……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群众“从他切身的事的经验，才能使他懂得与他切身有关系的大者、远者”。政治本身并不是一个让人想要“远离”或“去”掉的东西，相反在这里，它是一个公共领域，将群众的自身经验、切身利益和大者远者的共产主义理想放到了一起。这是延安民主政治的重要经验。
在观看《山海情》的时候，我很难为戈壁滩上如此之穷而掉泪；但如此贫穷的人们，却愿意放弃家园，跟着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代表着人类未来美好方向的大者远者的目标——而奋斗，我常常泪不能禁。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对的，共产党是对的。有学者概括为，这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也是某些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学者们永远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的历史遗产与政治自信。
《山海情》从另一个层面重新阐释了“日常生活”——不仅包含过去和现在，更包含未来。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生活固然重要，如同祖父辈们对故土的情感，他们不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搬迁意味着放弃已有的切身利益，去追求一种不确定性。但是社会主义却告诉他们未来是可能的。在马得福的描述中，未来是公路、医院、学校和银行，是少年一代。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争取未来，马得福开始讲述百年前，李、马两家的历史渊源与情义。在这里，历史、当下和未来有机统一。如蔡翔所说，未来“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如果完全失去历史的支持，那么乌托邦实现的可能性，常常会因此逊色。”只有这样，未来才可能被多数人所认同，并为之奋斗。
因此必须承认，中国老百姓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能力，是社会主义将未来带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中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丧失一种创造未来的勇气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