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绪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本文系唐绪军教授在由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地市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峰会暨第四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大会上的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来参加这次“地市和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峰会暨第四届江苏传媒产业发展论坛”。考虑到发言时长，我就讲三点：一个观察、一个观点、一个案例，提供给大家参考。
一个观察：职业记者的传统工作领域正在被蚕食
我们知道，主流媒体原来是以首发独家新闻为职业荣耀的，但是当机构媒体和社交媒体也开始发布自己的新闻时，职业记者的荣耀便开始消减了。比如，像这种高官落马的消息，即便《人民日报》也是转发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再比如，当当网两位高管之间的股权之争，这在过去是财经类媒体的独家大新闻，现在却由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首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许多人手机上都装有“腾讯新闻”app，但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腾讯新闻”的报道是由机器人撰写的？机构媒体、社交媒体、智能机器人大量地蚕食了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领域。
基于这样的一种现状，我们对新闻业未来的发展就有三个基本的预判：
第一，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着公共传播时代演进或者跃升；
第二，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产制方式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
第三，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也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
基本的结论就是，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公共传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媒体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是真相。400多年前，人们为了区分随意传播的消息与有意识收集加工的最新情报，创造了“新闻”这个词。今天，在公共传播时代我们又到了一个更高的信息传播的层次，需要对“新闻”作出新的定义了。职业新闻人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意见、观点、数据统计背后核实信息，发掘社会的真相、生活的真相、人类的真相，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间去。
一个观点：建设性新闻应该
成为中国媒体实践的重点
“每一代人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新闻业”。没错，新闻业的发展就是在信息技术的助推下不断演进的，每一代人都会在特定的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闻业。这一代肯定不同于上一代。
面临着剧烈变化的我们这一代人，会有怎样的新闻业呢？近年来，有一股“建设性新闻”的实践在全球展开。什么是“建设性新闻”？简单来说，建设性新闻，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体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的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它主要聚焦于解决社会问题，强调在报道社会问题时，要致力于寻求并建立一套可以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参与到社会治理行动中去。
“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提出，就是试图回应互联网时代对职业新闻人提出的挑战，是传统大众传播“职业主导范式”向新型的公共传播“社会主导范式”转换的一个抓手。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是由精英们决定的。
但是在公共传播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传播主体，都能够决定向社会传递什么样的新闻。因此，“建设性新闻”的基本假设就是，当人人都有能力提供新闻的时候，告知就不再是专业媒体的首要任务了，如果可以帮助人们对存在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并且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一起采取行动，那么媒体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新闻就可以造福于社会。
有鉴于传统媒体的专业新闻以往过多专注于“坏事情”，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以及媒体作为中立者置身于事件之外，对存在的问题只揭露不治理，“建设性新闻”理念有针对性地着重强调“积极”和“参与”。
无论是“积极”还是“参与”，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强调的“坏事情就是好新闻”“媒体记者必须中立”的观点的一种扬弃。在西方的新闻理念中，记者、媒体是一个中立者，不能够参与到事件中间去；如果参与到事件中间去，它就会失去自己的客观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建设性新闻”在当下的流行，或者说成为了一股潮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动因。只说观点，不展开论证了。
第一，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倒逼新闻报道理念的变化。
第二，人人可以参与传播的现实，促使媒体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
第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媒体新闻报道内容的变化。
第四，技术赋能公众民主参与，导致媒体政治角色的变化。
第五，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日益重合，加速媒体社会角色的变化。
尽管“建设性新闻”兴起于西方，目前在很多欧美国家也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判断，“建设性新闻”不可能成为西方媒体的主流，它只能是一个另类，一股潮流。因为西方社会对媒体与权力的各自角色的认识根深蒂固，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前两天，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使用了一个新词“Lamestream Media”，指那些不负责任的、不真实的、下三烂的媒体。实际上，他是在跟整个传统媒体对着干。相反，我们认为，“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有可能成为主流。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
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非对抗性的、合作性的、建设性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媒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其鲜明的个性就是党管媒体，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一点跟西方完全不同。以正面报道为主，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但是，正面报道为主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歌功颂德唱赞歌，也是需要揭露问题、吹吹哨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在加强舆论引导的同时，还要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提炼出来，强调新闻媒体的“建设性监督”。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在揭露问题时，要想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揭了之。
一个案例：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性监督
刚才致辞的几位领导同志都提到了“两办”《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前不久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中也有一句关于媒体的话，“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这里的关键是“建强”和“用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你“用好”了才有可能“建强”，你不能说等到我“建强”了再去“用好”。
宁波市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就提供了这么一个案例。怎么“用好”呢？就是在做好主旋律报道的同时，更加重视“建设性监督”。这是他们的一档电视节目《向人民报告》，追问政府年初提出的十件大事办理的结果。这是2018年度十大民生实事的追问，这是2019年十大民生实事的追问。每年年初，政府都要提出当年要办的十件大事、二十件大事，这些事都是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到了年底，这些事办得怎么样了？必须要有个交待。哪些事没办成，没办成的原因是什么，老百姓想知道。
时间的原因，我重点介绍一下他们的《局长问政公开赛》。这档节目的主办单位是中共鄞州区委和区政府，鄞州区融媒体中心只是承办方。也就是说，“用好”融媒体中心的主体是区委、区政府。公开赛准备过程中，记者对社会治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暗访、拍摄，然后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局长们组织起来，在一个大的演播厅里举行公开赛，电视直播，问他们对这些问题该怎么处理。
这些局长事先并不知道会问自己什么问题，所以也是蛮紧张的。我这里列了一张2019年7月8日“局长问政公开赛”的问题单，比如，教育资源不均衡，规划部门如何破题？波波城小区配套学校何时建？箕漕街餐饮油烟扰民何时了？私搭阳光房怎么处理？管钱铺设为何成了半拉子工程？交通出行隐患多，交警该怎么办？群租房乱象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当地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而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一定的“辣味”，具有可看性，因此收视率自然不低。
这种形式，一方面帮助老百姓拷问了局长，另一方面也帮助区委区政府锻炼了干部。我们的基层干部很少有机会面对媒体，通过这种公开赛提高了他们的媒介素养。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给他们所从事的建设性监督，总结出了“三度”：服务大局，确保舆论监督有态度；精准发力，确保舆论监督有力度；追踪反馈，确保舆论监督有深度。所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有为才能有位。“用好”了才能不断地“建强”。在全国媒体营收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鄞州区融媒体中心的经营型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增长27%，2019年增长24%。区委区政府为了支持融媒体中心做强做大，每年财政拨款3600万元，并新配置了8个事业编制名额。可见，你做得好，党和政府才能支持你做得更强。
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说的内容：建设性新闻是传媒变局的产物，建设性新闻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建设性新闻是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建设性监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一项重要职责。
报告完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