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整个世界开始进入快速而多向度的结构变迁和关系重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文化与历史、制度与技术……既有破坏又有创新，解构和建构往往同时进行。
传媒行业和新闻领域亦然。
众所周知，在互联网的助推下，传媒业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期。媒体生态在变，新闻场景也在变：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影响力弱化，社交媒体迅速崛起、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大举进入，假新闻四处泛滥，算法新闻喜忧参半……当互联网赋予所有人以传播信息的权利，既有的传播格局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预判的起码有三点：其一，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着公共传播时代演进和跃升；其二，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产制方式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其三，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也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面对大环境的转换，全球媒体都在寻觅新的生存方式，探索如何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建公众信任。其中，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正成为近年来国际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中的一个聚焦点。
什么是“建设性新闻”？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狭义来看，“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一类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实践的新探索。这类新闻实践强调在新闻报道中除了要坚持内容的客观真实外，也应拓展报道的思路，要以解决问题为报道宗旨。与之相仿的另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概念是“解决之道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亦有将其译为“解困新闻”“解题新闻”“方案新闻”等。此外，还有些相关的概念，如“方案聚焦新闻”（Solutions-Focused Journalism）、“好新闻”（good news）、“积极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narrative）等。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甚至还能追溯到“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等。
广义来看，建设性新闻则是在近年来此类新闻实践基础上将其宗旨抽象概括而形成的一种新闻理念。无论是“建设性新闻”，还是“解决之道新闻”，抑或是其他什么名目的新闻，均强调两个重点，其一是积极，其二是参与。所谓“积极”，即以正面报道为主，给人以向上向善的信念和力量，即便是揭露问题的报道，出发点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因而在报道问题时会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方案，而不是把问题一揭了之。所谓“参与”，指的是媒体和记者不再置身事外，而是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介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去，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共筑美好生活。这两点其实都是对传统西方新闻理论所强调的“坏事情就是好新闻”“媒体记者必须中立”的观点的一种扬弃。简言之，建设性新闻并非要取代批判性的“守门人理论”，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只能报道正面新闻，它强调的是，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激发公众对话和参与，能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社会价值的重新定位。这也是诸多研究者将这一类新闻实践探索冠之以“建设性新闻”名称的原因。
综上，建设性新闻指的是媒体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
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非对抗性的、合作性的、建设性的。与这种非对抗性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更注重新闻媒体广泛凝聚共识、增进发展合力的社会建设功能，力求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种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地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以正面报道为主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体的重要报道方针。但是，由于长期的惯性使然，我国媒体也存在着对正面报道的片面理解和僵化执行，如选题流于形式，语言陈旧落后，报道手法拘于八股模式，甚至于一味歌功颂德、害怕暴露问题而粉饰太平，未能真正实现正面报道、正能量新闻应有的正向传播，受众的参与分享度低，未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正面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不适应是当前新闻报道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众声喧哗的公共传播时代的来临，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该如何体现？媒体和职业新闻人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行动中去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新闻报道与社会治理之间到底应该有何种关联？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缘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自2014年开始，在“公共传播时代的新闻实践研究与传播理论创新”的总题目下，推进了一系列与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相关的研究项目。在对不同媒介环境中的新闻传播现象进行持续性跟踪和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多个面向的探索：有对全球主流媒体、新媒体前沿议题的持续追踪与解析，有对新闻传播经典理念的爬梳与反思，有对建设性新闻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有对中国媒体融合和民生新闻发展的调研与探讨，更有在实践层面与媒体机构合作的建设性新闻试点……不同研究项目各有其侧重点，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以“建设”为核心概念来关注和探讨互联网治理和新闻传播，把建设性新闻作为研究新闻业务发展、研究互联网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探寻传统主流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的立足点，发掘社会发展中的媒体角色，追问智能互联时代媒体的初心与使命。通过深入的理论探讨和试点实践，我们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结果。
其一，推进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是顺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当前学界和业界提出的林林总总各种新闻发展趋势中，新媒体对新闻带来的本质冲击在于从告知到参与，而且这一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远甚于技术门槛降低之初的参与表达，媒体需要重新定位与受众的关系。媒体的价值不仅在于选择和彰显问题，更在于就问题与公众进行深度对话，将公众所关注的问题作为报道核心，在挖掘问题成因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方案，这样才是能启迪人心的新闻。鼓励参与，有助于把握人心。由是观之，建设性新闻开辟了公共传播时代新闻业务发展的新思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方式，鼓励公众共同参与新闻制作及线下方案活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进步。
其二，推进建设性新闻也是强化问题意识的一种举措，有助于媒体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在公共传播时代，单纯对某些事件进行新闻报道已经远远不够，好的媒体应该有更积极的角色定位，将报道中心转移至发现问题、设置议题，通过专题策划和采访报道，架起多方沟通的桥梁，同时还需要在报道之后进行持续跟踪，促成议题得到正向发展。社会发展永远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老年人与青年人的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人与科技的问题……，而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能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发现问题、引导问题的解决是新闻媒体存在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其三，以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为基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新闻学列入对哲学社会科学起支撑性作用的十一个学科之一，这表明了党对新闻学的重视。中国新闻学发展百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大众传播向公共传播演进的过程中，应当也亟须有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关照新现象、解释新问题、指导新实践。开展建设性新闻实践，是当前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一条路径。传统的主流媒体具有政府背景，政治优势，可以协调社会各界的力量；而新兴的社交媒体具有互动和参与的优势，可以广泛调动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因此，把建设性新闻的倡导与实践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一个切入点，有助于加快媒体融合。新闻学本来就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经验的规律性总结，也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这套丛书既是我们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梳理、思考和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呈现，也是我们继续不断努力的一种动力。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够拓展媒体从业者和学界同仁的视野，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创造，同我们一起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
是为序。
唐绪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