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沙垚 发布时间:2021-09-10 来源:现代视听
最近种种机缘,常常和非遗工作者以及学生们聊起非遗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学生们总是说,非遗传承青黄不接、后继乏力;还说一个国家级项目,连传承人自己都养不活,还能怎么样?于是学生们总是想用传播学的知识和技能为非遗传承事业做点什么。这样的初心值得肯定,是青年一代主动承担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的生动体现。
总体而言,学生们大多采用“媒体+”的思维范式,比如研究电视、网络综艺节目如何呈现和传播传统非遗;比如直播、短视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讲述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一些硕士论文中,非遗和传播常常是两层皮,有几个章节专门讨论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再有几个章节专门讨论媒体呈现,在此媒体更多被视为一种载体,有点“新瓶装旧酒”的意味。同时,也还会有学生讨论新媒体对传统非遗的冲击,如过于娱乐化、碎片化和商业化,认为媒体对非遗传承构成了挑战。
如上分析框架是陈旧的。首先,对非遗传承来说,媒体是否能真正赋能,有待商榷,有时候媒体的关注也可能将非遗项目从原生环境中抽离,悬浮于商业化的环境中,成为被观赏和猎奇的对象;其次,对传播学研究来说,如上讨论也并不能在理论和范式层面有所创新,也无法深入到社会结构,与非遗的生存土壤展开对话。
尤其是在近年来,传播学理论整体转型,对功能主义和传播效果理论进行批判反思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提醒传播学子们,不如先放下“媒体拯救非遗”的应用性逻辑,更去关注非遗本身,或许非遗传承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包含着可以诞生新的传播理论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内生的传播理论,还具有修复非遗生存土壤的可能性。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河南确山有一个“打铁花”的非遗项目。在历史上,由于灾害比较多,所以农民要请道士前来施法消灾,道教在本地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同时,该地区矿业丰富,冶铸业较为发达,并且当地还有“道士匠人是一家”的说法,因为民间社会,道士常常是多才多艺的人,甚至被称为“艺人”,他们不仅在技术上具有冶炼的能力,对本地冶铸工业有所贡献;而且具有心理学辅导和文化创造的功能,他们发明了“打铁花”,以祭祀太上老君。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工业和信仰的联动。因农业生产需要发展出民间宗教;因民间宗教发展需要,再结合土地资源禀赋,发展出了在地工业;因信仰需求,工业之中又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铁花是“信仰-农业-工业”联动之后的一种文化表达。传播即联结。在打铁花流行的岁月中,上述三者的联动是健康、良性的。
首先,在这个非遗传承的案例中讨论传播学,就将传播理论从抽象的媒体世界回到了具体的乡土社会,我们可以考察文化如何联结和表征地方社会,可以把由外而内的理论输入转为由内而外的理论提炼。比如,发现道士这样一种特殊的传播主体,他们是如何处在工业和农业双重的边缘地带,以及如何将双重边缘转化为连结的中间/核心地带;再比如,发现和强调作为“黏连剂”的文化是否本身也是一种物质主义取向?
其次,在这个传播理论建构的案例中讨论非遗传承,就是要将漂浮于乡村社会上空的作为展演的文化形态沉下来,嵌入地方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传承和创新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嵌入需要哪些条件?比如矿产资源、农业需求、道士主体、工业萌芽等。当代无论是致力于传统文化复兴,还是乡村文化振兴,我们也唯有如考古和文物学者那般,深入、潜沉到具体的文化事项中,去修复其土壤,恢复其生态,研判其生存的可能性,才有可能活态传承,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广播电视和新媒体上书写“表面文章”。
-本文刊于《现代视听》2021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