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这些年，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主动传播的迹象，这一迹象主要集中于视听媒介之中。视听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较多的契合性，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影像和声音双通道同时传递信息所构成的视听媒介的特征与少数民族文化多体现于形象符号、色彩符号和声音符号的特点有亲和性；卫星电视广覆盖和电影产品国内外交流机会多的特点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跨界、跨国、跨文化传播；电视媒介的信息采集形式（多角度、多层面、规模化、流动化拍摄）和播出形式（系列化、连续化）适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丰富、地域广大、人口分散居住的现状。视听媒介的整合功能在消融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也值得警惕，但当前更重要是开发这种媒介的积极潜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minority cultures are showing a sign of initiative spread, which mainly exists in the audio-visual media. Much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udio-visual media and minority cultures communic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ly, the feature of audio-visual media is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by the dual channel of images and sounds simultaneously, that agree with minority culture, which is mostly embodied in image, color and sound symbols. Secondly, the extensive coverage of Satellite TV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x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of film products can help the minority cultures communicate cross borders, nations and cultures. Thirdly,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forms (multi-angle, multi-dimensional, mobile photography) and broadcast forms (serialization, continuity, scale) of Television media are suitable for the culture diversity, the vast area and the scattered population in minority areas. Although we should be vigilant of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audio-visual media in eliminating the culture diversity,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n current is developing the positive potential of this media,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 视听媒介 有效传播 形象符号 色彩符号 声音符号
原生态
Key words: Minori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Audio-Visual Media,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mage Symbol, Color Symbol, Sound Symbol,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今天，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进入主动传播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开启是以少数民族作为传播主体对大众媒介主动选择和利用为表征、以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跨界、跨国、跨文化传播为态势的。在这一态势中，我们可以依稀发现美国学者W·J·T·米歇尔所说的“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元素，①诸如在主流电视媒介上频频亮相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和“原生态舞蹈”。少数民族在大众媒介选择上的倾向性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动因，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通常将电视和电影称为视听媒介，这两种媒介共同的特性是通过影像和声音双通道同时传递信息，直接作用与人的视听两种感官。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脑所接受的信息有65％来自眼睛，25％来自耳朵，其余10％则来自其他感觉器官。视听通道不仅是人类主要的信息来源，而且两种通道获得的信息还可以相互印证、校正和补充，所谓“察言观色”。就视听媒介的性质来说，它所提供的直观思维是建立在人类智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不仅超越了原始形象思维的狭隘，同时也克服了以语言和文字为基础的概念思维的间接性，可瞬间切近客体的形状和本质，因而备受当代人的推崇。麦克卢汉说；“两种传播工具的汇合或混合，便是一个信任及新经验的时刻，新的形式即在此一刻诞生……传播工具会合的那一时刻是一个自由的时刻，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们便可以从知觉麻木的情况重获自由。” ② 麦氏对媒介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一现象是人类感觉经验实现巨大飞跃的途径，这已被当今的传播实践所证明。在被称为“读图时代”、“影音为王”的今天，视听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视听媒介正在占据一个主导位置。不仅主流文化的传播要重视视听媒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更因该开发和利用好视听媒介，以便加强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以下两个角度做出分析：
一、 从少数民族区域位置和地理条件角度分析
从区域位置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地广阔、分散，且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仅新疆地区就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内蒙古地区东西长3000多公里，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我国陆地与周边14个国家接壤，国内一侧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地区，仅新疆地区就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8个国家接壤。此外，云南、西藏等省份也与多个国家接壤。少数民族地区有 3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在国内与汉族地区毗邻。
区域位置的特点成就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多元文化交融的可能性，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和气候条件恶劣，很多少数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信息交流方面处于不对等的地位，自己在其中处于弱势。地理和气候因素影响了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它们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造成了这些地区信息接收和向外传播条件差的现实。令人欣喜的是，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环境的重大举措，如国家在新闻出版事业方面实施的“东风工程”，广电方面的“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以及电影方面的“2131”工程。在这些工程效应的逐渐显现下，少数民族地区信息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本文强调的是，更多的原驻地民众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成为积极主动的文化传播者。为弥补过去信息传播条件方面的差距，少数民族应该进一步对视听媒介的开发和研究予以极大的关注。
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媒介在这些地区应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电视信号“瞬间万里”的优势本能地契合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现实。国家在电视方面的大力投入正在顺应着这一现实情况。新疆电视台是全国第一家上星播出的省级电视台，新疆开办卫星传输电视节目3套，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目前新疆电视台拥有12个电视频道，在频道数量上仅次于中央电视台。新疆开办的电视节目套数为147套，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延边自治州还开通了全国首家地区级的上星频道。新疆５３００ 公里的广电线路、内蒙古东西3500公里的微波干线业已建成。由于卫星电视和相应设施的快速发展，到2005年，新疆电视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2.5％，接近全国95.81％的水平。西藏电视信号的人口覆盖率是81.1％。③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边远地区现已建成电视转播台2200多座，拥有电视发射机3000多部，卫星地面接收站4000多座。④这些举措和成效在主流文化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人口分布广泛、零散，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自治区。即使是一个民族的人口，由于所在地区相隔较远，其所属的文化形态也有较大的差别，如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内蒙古的东部和西部，藏族居住的“卫藏”、“安多”和“康巴”地区。这样的特点使得媒介要想全面、准确地传播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具备全景式的视野和完整记录的能力。电视媒介可多角度、多层面、规模化拍摄传播对象，播出时可实现连续性、系列化传播所采集和编辑的信息，这些特点正好满足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这方面的要求。一些电视媒体制作的介绍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和文化的节目适应着这种地域文化的特征，采取分步介绍、层层递进、流动拍摄的方法，如新疆电视台大型系列片《魅力新疆》、内蒙古电视台大型媒体活动“穿越内蒙古”、贵州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活动“走遍贵州”等，为观众全面、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提供了其他媒介难以提供的形象化资料。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栏目也发挥连续性、系列化播出的特长，如宁夏电视台的《印象宁夏》、云南电视台的《走遍云南》、贵州电视台的《多彩贵州》、广西电视台的《可爱广西》都以这种特色见长，每期介绍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内蒙电视台汉语卫星频道的大型栏目《蔚蓝色的故乡》将主题定位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上，这使所在频道有了明确的定位。《蔚蓝色的故乡》由7个子栏目构成，有《草原往事》、《探奇》、《音乐部落》、《北国纪事》、《顶级探访》、《蓝色之旅》、《魅力中国》，这些子栏目分别从旅游、音乐、风俗等方面多视角地介绍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子栏目的《魅力中国》又有自己的表现系列，在传播民歌方面，设计了“情歌”系列、“酒歌”系列、“牧歌”系列；在介绍人物方面，有“母亲”系列、“父亲”系列；在展现自然环境方面，有“草原”系列、“大河”系列、“高原山川”系列。这种频道和节目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全国同行业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有些人对视听媒介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巨大潜力尚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视媒体在频道定位上还没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国内外跨文化传播中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节目，还摆脱不掉“克隆”、“跟风”办节目的惯性思维。这样做的结果是，一面是自己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要缩小跟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面是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不能有效地传播出去，珍贵的电视频道资源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二、 从少数民族文化特性角度分析
从考察少数民族社会中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文化多以形象符号、色彩符号和声音符号来表现。
许多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其生存环境相对封闭，远离都市文明，在长期与自然山水和谐相处中，他们对自然现象有一种心灵上的感应，这种感应直接参与了他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建构。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中，一些民族认为某些动植物和他们有亲缘关系，并将其作为图腾进行崇拜，同时在日常行为和艺术作品中自觉地模仿这些自然生命的形式。如狩猎的鄂温克族人对蛇、熊、鱼的崇拜，满族对鸟的崇拜，傣族、基诺族、哈尼族、壮族、侗族等对树的崇拜，藏族对山林和湖泊的崇拜。一些民族舞蹈其动作造型经常有自然崇拜的痕迹，如蒙古族舞蹈对马和苍鹰动作的效仿，傣族舞蹈对孔雀动作的效仿。蒙古族的“马文化”、彝族的“火文化”、傣族的“水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都是民族审美意识结构的对象化产物。在色彩方面，藏族偏爱白、蓝、黄色；朝鲜族喜欢白、浅绿、粉红等素雅的颜色；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偏爱对比鲜明的颜色，如大红大绿等颜色的搭配。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多大色块、长线条，其表现与北方的自然条件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服装色彩搭配多样，式样繁复，这与他们常见的色彩斑斓的花鸟有关。在音乐方面，一些少数民族音乐的曲调和节奏与编创者和传唱着所处的自然环境有一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蒙古族“长调”的拖腔和草原的开阔、白云的舒卷飘悠有着一样的气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山歌曲调的委婉和声音的高亢与这些民族所处的峰回路转的地势也有关系。
由于和自然万物的长期接触和崇拜，很多少数民族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极为细致，对自然现象中的形色和声音非常的敏感，并擅长捕捉它们，经过将其组合和升华，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质。从这种角度说，少数民族文化是形象的文化、色彩的文化和声音的文化。有学者曾对色彩元素在文化构成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关注，梁一儒说：“色彩文化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醒目的部分。”⑤笔者非常认同这一说法。音、形、色是表现少数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符号。
从少数民族受众看，视听媒介很容易得到认同。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21个民族创建了本民族文字。在那些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中，许多受众有偏好形象思维的习惯，这一特点可以用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佐证，本文不再赘述。即使是那些既有语言又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等原因，报纸和书籍的送达或拥有受到限制，一些气候恶劣、地处偏远的地区，有时报纸的送达要滞后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等到受众拿到了报纸，其上的新闻也就不再是新闻了。现在，书价的不菲让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受众难以轻松拥有。在这样的情形下，视听媒介以“超越识字障碍”、“一次花钱，长期受用”、“不受地理条件阻隔(卫星电视)”等优势，更契合少数民族地区受众信息接收和传播的条件。
以影像和声音为主要语言的视听媒介，其特长正好对应到了少数民族文化偏重形象、色彩和声音元素的特质。回顾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一些成功的案例往往与视听媒介有关，如“文革”前拍摄的电影“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给人留下了经久难忘的印象。这些电影的共同特点是在影像和声音方面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视听感官，画面中山清水秀，人物质朴单纯，服装特色鲜明，穿插于其中的大量歌曲也悦耳好听。这样的影像和声音在不只一代人的心中几乎铸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印象。新时期以来，《盗马贼》、《红河谷》、《可可西里》、《静静的嘛呢石》、《美丽家园》和《吐鲁番情歌》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借助国内外各种电影节的交流和推广，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分析这些电影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让人想到影像和声音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力量。
新时期拍摄的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有不少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获奖原因固然有多种，但这些片子的编导从当地生活中提炼出的影像和声音往往是最能打动我们的元素。《西藏的诱惑》中不同光线下雪山和圣湖的精心构图、《沙与海》对大海和沙漠异质同构的造型、《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对死去驯鹿的形象渲染、《远山的瑶歌》对瑶族民歌的关注，这些视听元素没有停留在悦人耳目的层次，而是向人性和历史文化的层面发掘，或追逐灵魂的净土；或揭示不同天地中人群的生存方式；或表现人与自然的感应；或抒发对传统延续的忧思。由于编导对符号潜力的深度开掘，这些影像和声音成了文化传播最有力的符号。近些年，一些少数民族歌曲借助电视媒介在全国广泛传唱，特别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经亮相，影响会迅速扩大，如《小背篓》、《山路十八弯》、《吉祥三宝》、《天路》等。一些少数民族歌手也通过电视媒介红遍全国，走进一线歌星的行列，如宋祖英、韩红、斯琴格日勒、布仁巴雅尔等。在眼下颇为流行的组合演唱形式中常常可以见到少数民族歌手的身影，如“彝人制造组合”、“高原红组合”、“三江姐妹组合”、“阿四郎组合”等等，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和大方的表现，将原来属于“小众艺术”的原生态歌曲通过荧屏带给千家万户，自己也迅速地从山野或牧场走向大众传播媒介的前台。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创作元素。2006年的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正式将原生态歌曲列为与民歌、美声、通俗、组合并行的五种比赛类型之一，这些原生态歌曲的演唱者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形式的演唱为电视节目注入了新的表现元素，引起了受众的浓厚兴趣。如果这些原生态民歌不借助电视媒介，它们的原汁原味很难让这么多的人去品尝和欣赏。
近些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视剧常常占据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静静的艾敏河》、《茶马古道》、《尘埃落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格达活佛》等等，这些作品以表现内容的厚重、格调高昂、风俗独特成为当今荧屏上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这些作品在宣传主导文化价值观的同时，有机地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展示出来，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血脉相通、荣辱与共，又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从具体考察中，我们发现视听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由少数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况和视听媒介的属性决定的。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应加深对这种契合性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利用视听媒介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面对世界上霸权文化的节节逼近，我国广电系统已经启动了节目“走出去”工程，为的是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看到我们的形象和听到我们的声音，少数民族文化应乘势跟进，扩大自己的影响。
我们身处“像素时代”，但我们不该对图像盲目地崇拜。我们应该注意，视听媒介的一些特点在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也存在着值得警惕的倾向，如不慎重对待视听媒介的整合功能（其表现之一就是对不同社会形态的整合），有可能伤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视听媒介的通俗化、娱乐化属性不适度控制，少数民族文化的精致性和严肃性也可能被消融于大众文化的平面之中。在开发视听媒介潜能的同时，我们要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易碎性格外当心，注意保护好这些文化的原生态特质，处理好保持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参见［美］W·J·T·米歇尔：《图像转向》，载《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17页。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传播工具新论》，台湾巨流公司，1978。转引自吕萌：《媒介形态变化与电视文化传播》，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第62-63页。
③参见徐馨：《少数民族语言电视节目“扩容”》，《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日 ，第11版。
④参见李勤：《我国多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据人 民 网， 2007年3月15日访问。
⑤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 青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第193页。
作者简介：
吕乐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少数民族广播影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