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一词最早见之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民生”的意思正是《辞海》中的解释： “人民的生计”。第一次就“民生”进行具体阐发的是孙中山先生，他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今天看来“民生新闻”的“民生”涵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1）“民生”中的“生”概括为四点：生活（衣食住行），生存（生存权利），生计（国计民生），生命（尊重生命，人文关怀）；2）“民生”中的“民”是民生新闻的报道对象又是民生新闻的受众，所有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都可以被称为“民”，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民生新闻的这一价值取向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早在周代，五帝、夏禹重民而功业有成，桀、纣轻民而家国覆亡的史实，使周人对天命有了怀疑，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到春秋战国,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的民本意识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先秦诸子虽政见不一，但在民本这一问题上却高度一致。
民生新闻的出现是新闻媒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以美国和英国为主）传统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种新闻报道开始崛起，即“生活方式”报道和深度报道。“生活方式”报道紧贴受众的日常生活，虽然相对平淡，却深受广大受众的欢迎。进入到80年代，媒介进入到了一个生产过剩的消费时代。民生新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人们的新闻价值观进一步开放，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价值重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的商品属性凸显。从生产的动机、目的、服务对象来看，新闻的生产与其他领域的精神生产不同，它已具备商品的基本条件，即：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主要用于他人消费，经过市场转换到消费者手中。这样，新闻价值观趋向于多元，新闻既要有重要性、显著性、指导性，又要有实用性、趣味性、知识性、接近性。许多新的新闻价值观念、新的新闻报道题材、新的新闻报道形式开始出现，其中也包括民生新闻的出现和兴起。民生新闻并不简单的等同于日常琐事的展示，也不是一味求新、求奇，以严肃的新闻理念对时政新闻、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报道、分析和评论，始终是中国新闻的主流。民生新闻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电视新闻你播我看的单向传播局面，立足大众立场，坚持平民视点，关注民生民情，为百姓排忧解难，将话语权和决策权更多地让给了平民百姓，体现了电视传媒的平民化趋势，小中见大、由浅及深、见微知著，“通过对平凡百姓和普通事件的关照，完成新闻自身由特殊意义到普遍意义的提升，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行动参照和价值坐标”。可以说，民生新闻的新闻选择是时代的选择，是“受众为主导”的市场的选择。从民生新闻的性质和内容看，它“反映民众生活，具有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主价值取向等内涵。”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民众呼声的反映，促进了市民对自身权益、公众利益的关注，构建了大众与政府之间沟通信息的平台，协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民生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样式，与其他新闻一样，也是记者将收录到的事实通过新闻媒介传达给新闻受众的新闻作品。人们的关注点主要是放在“民生”二字上。但是，由于一味追求收视率、自身定位不准确、职业道德缺失等原因，民生新闻的“民生”在现实生活中被曲解和误读了。
误读一：将平民视角理解为迎合低级趣味
现代传媒在争取市场、赢得消费的竞争中不得不吸引大众的眼球，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受众本位”的观念提出，强调收视率，重视受众调查。受众既是他们的服务对象，又是他们的信息来源；客户既是他们报道的主体，又是他们存在的最终理由。现代媒体的命运决定了他们与受众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关系，媒体干预大众生活，又牵制于大众。竞争环境的存在，使许多媒体混淆了适合和迎合受众的界限，把以是否吸引受众的眼球作为取舍新闻的标准，这就使得民生新闻选题过于迎合观众而显得琐碎，存在一定的庸俗化倾向，在舆论监督层面也流于浅薄与功利。一些民生新闻用市井琐事充塞节目时间，对灾祸、凶杀、色情内容大加渲染，把新闻故事化、情节化处理，在采编过程中，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围观效益，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甚至生命安全。如前两年在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的“雨中偷拍事件”,厦门摄影记者柳涛在明知路上有坑的情况下，为了获得产生轰动效应的“第一手资料”，既不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也不去做任何有关路况提示的努力，而是作为猎奇者候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跌入路上的水坑。又如湖南某频道曾报道过数名巨痣患者，其报道方式千篇一律，让患者家属谈谈感受经历，医生谈谈治疗方案，而镜头则反复对准患者的巨痣。街头围观者、看险者、猎奇者此时只需坐在电视机前，便能满足自己的窥视欲。患者身心的伤痛则被置若罔闻。这些民生新闻没有承载“民生”的真正含义，把民生内容与肤浅甚至低俗等同，淡化了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把民生新闻仅仅看成争夺收视率的工具。它们没有去关注主要的民生问题，而是一味搜集罗列奇闻怪事、追求感官刺激，使新闻纯粹成为消遣品。这种以受大众消费心理为引导，以收视率为导向，跟着收视率走的自我边缘化做法偏离了新闻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基本属性和职能。受众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雷同的“民生新闻”中失去了对现实环境的敏锐了解，会对民生新闻感到厌烦。民生新闻的选择站在了平民的视角，真正做到深入百姓生活，报道百姓关心的事情。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庸俗化。如果在传播过程中无视新闻传播的原则，津津乐道于奇闻逸事和道听途说，日复一日地搜寻和报道稀奇古怪的事物，热衷于婚外恋、第三者、凶杀案等暴力和色情内容，为满足观众的娱乐要求不惜随意夸张戏谑，以博观众一笑，这种毫无节制的娱乐化必然导致民生新闻的庸俗化，其直接结果便是使民生新闻节目的质量和品味低下，真正的平民文化精神和社会批判意识严重匮乏。民生新闻把新闻价值定位于普通市民百姓的需求，让新闻本质回归到“广大群众欲知、未知、应知的事实报道”。
误读二：将民本意识理解为当事人意识、裁决者意识
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新闻的选择、编排、播报、评论等决定了媒介必然有自己的立场。在舆论引导方面记者充当者无冕之王，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些市民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找相关行政部门，而是找记者来曝光，这些优待也会有意无意地将记者推向当事第一线。这种情况下，一些记者常常发生角色错位，客观记录者站在了裁判的位置上，或充当司法部门，以自己的预设立场进行“媒介审判”，未进行完全调查前，便主观划分弱势与强势，如一见到了消费投诉就立刻想到“假冒伪劣、黑心商家”的大帽子，一见到学生与学校纠纷首先就想到乱收费，学校管理不善等；或充当政府部门，以舆论监督代替行政执法，不少电视台开办的此类栏目甚至直接取了“帮办”、“帮忙”这样的名称。在情感类民生新闻栏目中，一些记者强行闯入私人空间，报道夫妻吵架、婚外恋等个人隐私，直接充当事件的“调摆”者，甚至被当事人情绪感染而把自己放在当事人之前，充当了新闻故事的演员。这些做法虽然看似关注民生，但不客观公正的报道，损害了媒介的公信力，给民众很大的误导，认为找政府部门不如找媒体；或以个人化的微观视角代替整体化的宏观视角，在进行舆论监督报道时，对于社会所进行的描述缺少整体式地观照，在一些负面报道中以媒体自身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感情对新闻事实进行取舍，民生新闻成为纯粹的情绪宣泄口。从我国部分民生新闻报道来看，似乎还存在“滥权”现象，侵权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记者不能保持平衡报道的心态，随意将个人情绪带入节目，造成新闻的不公正。如某民生栏目主持人在播报批评新闻时经常以摔笔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完全超越了自身的新闻本位，是典型的越位。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事件中应分清“观察者”和“参与者”的界限，个人感情参与可能会导致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受到怀疑。目前，有的民生新闻类栏目的立场预设性有时表现得过于明显，这种立场预设如果运用不当，往往使媒体客观、公正、平衡等原则产生偏差，最终丧失公信力。比如在一些舆论监督处理上，以煽情的语言激起公众对一方的憎恨、另一方的同情等，片面“为民代言”的报道立场，乐于倾听市民的心声而不善于倾听能够解决问题方的困难、想法，使“民生新闻”主客体间缺少建设性的沟通，这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政府、立法、司法的态度。
误读三：将民生内容理解为都市市民生计
“民生”中的“民”是指所有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尽管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但农村人口现仍占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是数量上的第一群体。而在民生新闻报道却存在着对市民的偏爱和对农民的冷落。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民的报道数量少，农民常常被置于传媒注意力的边缘，他们很少有机会成为民生新闻的叙事主体。农民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打工难、上学难、看病难等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远远低于市民的问题。因此，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甚至认为，地方电视台处理这一类新闻（民生新闻）时更多的只是一种“市井新闻”，“民生新闻”称为“市民新闻”比较妥当。浙江大学传播学教授邵培仁在《是颠覆还是重建？——论市民新闻学的兴起及其应对》一文中用“市民新闻”而不是用“民生新闻”概括当下流行的一些接近或类似于民生新闻的传播现象；安徽经视的民生新闻栏目《第一时间》将栏目定位于：以城市观众为主要目标，贴近市民的衣食住行；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立足于南京本市，着眼于南京公众的利益，体现南京本地特色； 2003年“苏州十大民生新闻评选”备选的20条新闻全部是关于城市或城市居民的，而没有一条是关注农民的。从以上学者的论断和业界实践中可看到，大多民生新闻都将农民排除在了报道关注的对象之外。 二是相关新闻中的农民形象差，出现在屏幕前的农民要么是被欠工钱的农民工，要么是在医院外无钱治疗的重病患者，要么是被骗去钱财的受害者。这些新闻将农民塑造成愚昧、贫穷和弱势的形象，使他们更加与都市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而有意无意间忽视、淡化了他们的善良、勤劳和朴实。
纠正“民生新闻”误读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大局意识。
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民生新闻应肩负起监测社会环境的责任、进行建设性 、指导性报道在涉及到生计来源、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生命安全等信息要一告知者身份发挥社会雷达的预警作用，告知民之“未知”和“欲知”。多层面地关注民生，“微言大义”，从百姓身边小事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形势、进行民主法制宣传、解读国家政策。民生新闻不仅仅是向受众传达某些有效信息，同时也担负着主导大众意识形态、担当着“党和人民喉舌”的重任，民生新闻同样不能例外。因此民生新闻必须重塑和加强其政治意识、大局观念、道德立场和社会责任感。发挥新闻守望环境、进行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提高栏目品位。
二、扩大报道空间。
民生新闻要关注与公众相关、人人感兴趣的事件与话题，满足市民的主流价值需求。车祸、火灾、家庭矛盾、水管爆裂、公物受损和打黑揭丑等这类选题每天充塞民生新闻并形成一种模式，尽管吸引眼球，但对提高市民的知识修养和能力素质并无多大帮助。有的报道根本算不上是新闻，尽尽只是述说了一件简单的事情。民生新闻，是关注人民生计的新闻，但它又不同于日常衣食住行的简单报道。这就要看选题是否有深层意义的信息，是否有话语空间。民生新闻应该多层面地关注民生，比如从民生角度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民主法制建设，解读国家政策，反映百姓对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引导民众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等等，也就是不断扩大报道空间，将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科教新闻等民生化。因为，民生新闻的题材，既包括小民生，也包括大民生。所谓小民生，可以看作是狭义的民生新闻，就是传统的关乎百姓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方面的新闻，为百姓提供资讯和服务；而大民生是广义上的，包含着“国计”，是从百姓生活的角度反映国家的方针政策。比较说来，小民生是初级形态的民生新闻，偏重于展示平凡生活的“原生态”，努力在普通人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经历和境遇中挖掘戏剧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大民生则是在时代背景下，通过设置公共议题，由感性的生存体验深入到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由解决一家一户具体的纠纷不断升华为化解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实现由小民生到大民生的自我超越。不能只局限于生活消费类层面，不能降低应有的品质与格调，以至于弱化新闻的引领、导向的功能。
三、报道公正客观。
在对民生新闻的报道竞争中，一些媒体一味追求“短、平、快”，无暇作深入调查和背景分析，使民生新闻报道大多在事件的表象上做文章。做批评报道要客观、全面，注意反映不同的声音，做好后序报道，系列报道。比如对民工讨薪的报道，在客观揭露问题的同时，深入分析劳资纠纷问题，可以在后续报道、系列报道中介绍其他地区防止企业欠薪问题上的有效措施，探讨并帮助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以社会人的眼光与态度面对被采访者，设身处地地尊重人，关怀人。树立平静客观、息事解难的形象。《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名牌新闻栏目，在关乎民生的新闻选择和报道上就体现了其高度和深度。其中的《打假的困惑》、《雄县追车记》等都采取了涉入式采访,对事件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同时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维护了广大受众的利益。
四、完善服务功能。
注重参与性和互动性，同样是民生新闻栏目的一大特色。民生新闻要想长久地占有市场，就必需进一步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和参与性。民生新闻在传播理念上，要把受众意识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要通过“低门槛，高诱因”的参与活动，吸引受众的参与。可以围绕同一主题，做足做强做透。在栏目设置上要打破以往呆板、单一的形式，整合同一主题，突出新闻资源的整体优势。要及时反馈观众对新闻的看法和意见，并进行民意调查。互联网快速发展、DV的大量普及、通信技术的应用，都给这种互动和创新提供了可能。媒体只有通过与观众形成互动，反映、尊重受众，也才能更好地赢得受众。
随着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社会管理越来越体现出人性化，并提倡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受众，被传播者平视、平等地接受信息，也正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政策环境促生了民生新闻，从民生新闻的宗旨和预期受众目标来看，民生新闻有充足的理由长期存在。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是多种独特内涵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新闻实践模式。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如何把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何把表现政府的立场与反映民众的呼声和谐地融合起来，如何把新闻传播实践同当下的社会历史进程密切地联系起来，无疑是广播电视界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作者简介：曾致为湖南省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播音主持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