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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群学讲坛”(2018年第4讲)举行

学者关注童年早期经历对儿童行为的影响


2018年06月08日 08:45    来 源:《社科院专刊》2018年6月8日总第441期     作者:李振刚

  本报讯 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费孝通群学讲坛”(2018年第4讲),美国罗格斯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华民研究中心主任黄建忠及其助理陈雅凡应邀作题为“童年早期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对儿童同辈欺凌和偏差行为影响的研究”的英文主题报告。

  首先,陈雅凡介绍了研究背景、理论依据、文献综述。在研究背景的介绍中,陈雅凡主要区分了两个概念,即“亲密伴侣暴力”(IPV)和“家庭暴力”(DV)。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亲密伴侣暴力”是一种复杂的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现象。它是指任何由亲密伴侣造成身体、心理或性方面伤害的行为,包括身体上的侵犯、性胁迫、心理虐待和行为控制。“亲密伴侣暴力”更多强调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的关系。而“家庭暴力”更强调在家庭这样一个场域中实施的暴力行为,施暴的对象可能是儿童、母亲(或父亲)、兄弟姐妹、老人。在很多情境下,“家庭暴力”也可以被定义为“亲密伴侣暴力”。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儿童所受到的身体、心理或者经济方面的虐待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但是,对儿童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对其发展产生的影响却研究不够。比起身体虐待,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可能对儿童行为偏差的影响更为深远。

  为什么亲历“亲密伴侣暴力”会对儿童的行为产生影响?陈雅凡提出两个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一是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因素会对儿童的外在行为产生影响。而“亲密伴侣暴力”就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当在童年有了“亲密伴侣暴力”的经历后,他们会把暴力行为正常化。二是生态生物发展分析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早期经历的逆境会干扰儿童的正常发展,包括他们的认知、心理和大脑的发育,进而会对他们后期的正常发展形成障碍。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那些亲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儿童更有可能产生偏差行为,也更有可能成为同伴欺凌的受害者。从性别角度来看,女孩成为同伴欺凌受害者的可能性更高,而且女孩更容易习得无助感。一旦习得无助感,她们会把无助感归于自己内在的原因,而不是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这种无助感很难消除。

  紧接着,黄建忠对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主要研究发现、研究结论进行了报告。黄建忠总结认为,儿童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受体罚和忽视的体验、种族、性别以及儿童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这些因素对儿童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行为和同辈欺凌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些亲历过“亲密伴侣暴力”的有偏差行为的儿童,不应当被视为“问题少年”,他们也是同辈欺凌的受害者。有证据表明,他们中有很高比例也是受欺凌的对象。对于亲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儿童而言,早期干预对他们有积极的帮助,可以作为预防儿童发展过程中产生偏差行为的重要手段。在选择干预策略和方法时,要认真考虑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儿童虐待、家长参与等因素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亲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儿童进行干预时,筛查工具的选择及干预方式的选择,应该考虑不同暴力形式的影响以及暴力的强度。建议应当基于优势的视角来构建那些以亲历“亲密伴侣暴力”儿童为干预对象的政策和项目,例如维护亲子之间的关系、为儿童创造积极的环境、构建发展以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支持网络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致欢迎词,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房莉杰主持活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所外20多位学者到会聆听了讲座。讲座结束后,与会学者与演讲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黄建忠率领的团队与社会政策研究室就双方未来开展合作研究交换了意见。双方均表示希望未来能在儿童保护领域开展深入合作研究,这将有助于提升中美儿童的福祉。

  (李振刚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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