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第三届“数字平台研究”工作坊在苏州举办，主题为“平台·技术·文化”。本次工作坊由苏州大学传媒学院、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承办，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海内外学界、业界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与了会议。
开幕式由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中红教授主持，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教授致辞。随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Thomas Poell教授发表题为“平台与文化生产”的主旨演讲。Thomas指出，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平台正在以复杂而深刻的方式重新配置文化生产，并形塑了新的文化生产逻辑。这些新的文化逻辑围绕边界资源、管理、调节等因素展开，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转变。
以“平台·技术·文化”为主题，工作坊共分为“算法实践”、“平台经济”、“新媒介使用”、“媒介技术与社会”、“数字文化”、“智媒技术制度化”六个专题，每个专题包含4-5篇专题论文。主办方在260余篇投稿中遴选出30篇选题前沿的优秀论文，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作者发言。
担任会议评议人的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卜卫、《新闻与传播研究》副主编刘瑞生、《南京社会科学》副主编虞淑娟、《苏州大学学报》副主编江波、《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杨守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方师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姚建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丁未、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易前良、苏州大学教授陈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林健、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徐偲骕等。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马中红教授、杜志红教授、曾庆江教授、张梦晗副教授、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助理教授陈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天担任分会场主持人。
本次会议同时邀请到来自快手、百度、腾讯、抖音、Thoughtworks China、新大门教育科技、之江实验室等企业与业界人士参与“平台问题快闪”环节，就“数字文化生产”、“个人隐私保护”、“校-企-社新职业人才培养”、“人工智能技术人才培养”、“负责任技术”、“数字包容与数字公正”六个回应现实关切的问题进行答疑。业界人士就如何有效实践中国语境下的数字公平和价值共享，同时在实践层面推陈出新、守正创新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探讨。问题快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主持。
本次会议论文内容精彩，现场点评精到。以下是部分发言者的观点提炼。
专题一：算法实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文借鉴并发展电视时代的涵化理论，对YouTube平台的搜索算法和关联视频推荐算法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审计，发现算法结构性地向用户维系符合数字霸权拥有者观念的信息秩序，个性化效果有限，智能时代“主流化”现象的产生更依赖传播环节，即算法的信息中介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楠以卡车司机群体为样本，解析算法逻辑与实现底层弱势群体的可见性正义的相悖之处，发现在算法技术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底层群体难以在媒介平台中实现可见性正义，面临不可见、可见性不可控、失真、难破圈等多重障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等发现直播行业中出现算法阐释不稳定的问题，尝试解答直播行业中的平台运营、内容创作者等如何通过争夺对可见性的阐释权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皇甫博媛关注个性化推荐下的用户画像与用户自我概念的匹配程度，即自我一致性，如何影响新闻的可信度与说服效果。发现自我一致性正向影响新闻的感知可信度，算法标签使之影响更明显，与用户自我认同相匹配的个性化新闻会收获更高的评价与说服效果。
专题二：平台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以“关联资本主义”为角度分析外卖平台，探究平台如何呈现关联资本主义的特点和过程。她认为在外卖平台的语境下，关联资本主义的阐释包括惯习化、组织化和具身化三个层面。每一次的“关联”，都有诸多的人、物、关系作为媒介，承担起联络、对接、管理、聚合等功能。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许德娅在线上展示了对淘宝原创女装店铺从业人员的田野调查。她认为淘宝的中小型店铺作为数字时代的传统商人，从业人员的营业模式、职业规划、个人定位都是深嵌在平台化背景中。他们对如何管理、运营店铺并不能掌握完整的主动权，也无法遵从传统的商业逻辑和产业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宣伯在线上展示了对“钉钉”平台的调查，他认为钉钉平台中存在遍在化的数字监控、情绪劳动的延伸及“技术迷彩”的遮蔽，而劳动者也会采用技术方法、协商方法和数据方法进行消极的抵抗。以钉钉为代表的移动办公平台确实为管理者提供了新的管理和监控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劳动和新的抵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心路在线上展示了对义乌市电商直播创业基地的研究，探析培训机构在草根带货主播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她认为培训机构通过复制、简化和解说平台课程的方式成为草根带货主播数字技能的主要培育者。培训过程放大了草根带货主播靠近成功、流量获取和身份独立的想象，创业者身份带来的自雇性成为了自我施压和压榨的驱动机制，信息平等和协商式的技能培训才是平台劳动者需要和期待的。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林健分享了农村直播电商的研究。他认为对于农村创业而言，“新农人身份”与直播电商意味着回归乡土、自主劳动以及社会身份跃迁的种种可能性，与之相伴的是农村创业者们极不稳定的劳动状态以及自我治理的必要性。而强调本真性与表演性的直播电商平台既提供了销售与发声的舞台，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再生产。
专题三：新媒介使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李宏江、杨雅涵从“聚合理论”的角度分析作为数字技术设施的手机，他们认为我们避免将“机器”与“技术”与“人”割裂开来，而会把“人”带回到数字设施中，将人视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澳门科技大学的何菡馨基于对界面的理论探讨，以起点读书APP网络小说阅读界面为对研究对象，采用实物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了阅读界面的物质性与能动性。她从网络小说的阅读界面切入，揭示了被遮蔽的写作平台的物质性，界面自身的能动性捕捉并方法了平台的更新机制和获利机制。
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陈玉洁先是用生活的小度智能音响、自动驾驶来解释什么是数据标注，她以中国的数据标注师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数据流通和中介组织的形态。她认为中介组织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这是组织形式、实践中的媒体技术使用、实际需求、平台功能的相互作用，同时这种数据生产劳动并非“数字富士康”式的存在，而是一种数字家庭作坊式供应链，这种跨空间、规模化劳动供应链的实现得益于差异性、劳动的隐秘性、劳工的高度不稳定性。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杨正以公民科学传播者这一文化现象来探析科学传播中传受关系的转变。他认为公民科学传播群体的出现与流行标志着被固化在“受众”身份上的公众，可以主动作为科学传播者介入科学传播体系，并得到其他数字用户的认可与接受。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解构与重构了科学传播中“科学家—公众”之间的传受关系，更进一步带来了科学传播体系中主体身份的多元化理解以及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的革新。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易前良从媒介事件切入，关注“事件”本身。以海天酱油为例分析以平台为架构的事件，首先从探讨事件与媒介的关系入手，辨析表达性事件的独特意涵及与传播可见性的关联，然后从第一行动者、平台算法/服务商、网络化观众等维度揭示表达性事件发生的物质-社会逻辑，最后表明“事件”对媒介研究具有的方法论价值。
专题四：媒介技术与社会
技术是被社会建构的，并不存在独立于社会的媒介技术。媒介技术的逻辑深深地嵌入社会，身处社会中的人也正以各种方式与技术展开“缠斗”。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丁未以深圳微信车队十年发展史为个案，将全国出租车司机联盟和出行平台置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特有的经济、文化语境中，展示了中国劳工自组织空间生产和抵抗模式的独特性，从平台（技术）、组织与人的多重“权宜共生”关系中，揭示平台社会劳工能动性、组织行动与空间权力几何的复杂面向。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艺从复媒体的视角出发，探究网络亲密关系的连接过程中用户的跨平台使用行为。她们认为，没有固定的社交关系为用户的随时进入和退场提供了便利，许多用户在多平台之间“游牧”，一方面可以根据特定的交友软件平台，打造多种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多个平台之中建立一种观众隔离，在不同的平台实现自己的随意性关系实践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爱茹探讨了白血病家庭道德众筹的道德叙事与道德实践。他们认为众筹叙事是大病家庭的一场道德自证的实践。这场道德实践不仅帮助患者家庭克服自己在治疗道路上的一系列“金钱与生命较量”的心理障碍，更是坚定了患者家庭建立以治疗为中心的家庭策略，以及让家庭成员个体进入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获得对世俗的超越感。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伯恩茅斯大学政治传播学系孙宇以《发哨子的人》的微信接力行动为案例，以“公共性”为理论出发点来研究中国的行动主义。她认为利用平台的物质可供性可以获得删帖与转发之间的时间空档，拓展行动的机会，同时策略性利用不同平台的独特可供性进行跨平台跨空间的实践能够扩大网络化机会，克服在单一平台上进行行动的局限性。这种行动是一种具有时间性的“快闪行动”，具有快速、瞬时性、快流动的特点，虽然在短时间内获得影响力，但是难以得到长时间的影响。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柳集文汇报了对同人迷群的文化实践研究，她认为平台算法的流量会加速作者的获益过程，使得创作者难以摆脱平台的依赖。平台算法的对同人创作者的内容生产、同人受众的社会交往以及同人迷群的集体规范造成诸多困扰，然而迷群也在积极主动地“游戏”算法，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反算法的文化实践。
专题五：数字文化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胡良益通过技术志的方式观察软件的物质装置如何影响粉丝的数字实践，解释粉丝产生特定社会关系的过程和意义。研究发现，由界面、协议、算法、API等技术要素组成的软件应用，以一种“可编程装置”的方式将粉丝嵌入其中，产生特定形式的社会性关系和程序化意义。这样一种技术-文化的研究路径将粉丝文化的生产和相关实践与技术物的底层逻辑连接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曾昕从青年玩家的主观体验出发，探讨当代青年如何建构人—物间的文化与情感链接。她发现文玩这一物质载体，通过在平台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文化张力，实现了对新潮传统文化的跨界赋能。她认为电商平台的加入突破了传统文玩多年的行业痛点，为年轻人争取到更多的创作空间，形成新国潮时尚，但也导致个性表象之下的审美趋同，弱化了文玩的文化承载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季芳芳等关注B站国风Up主们如何在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实践中“体认”传统文化。她们认为国风文化创新动力的持续性离不开青年群体的“体认”实践。平台作为分享共同意义的社区，在国风青年的实践中影响着普通人对国风文化的民族理解。她们指出，如何在平台政策转向的过程中维护文化圈层的生命力和社区感，是应当被持续关注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林品详细梳理了当代粉丝文化研究中的参与式文化和非物质劳动范式，并尝试在两种范式之下思考新媒介环境下粉丝文化研究的可能进路。他认为可以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关注跨媒体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同群体的非物质劳动间的互动关系。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鲍鲳探析了网游社交平台中沉默的大多数和再造文本之于玩家社区的意义。他通过对平台内普通玩家活动参与的考察，发现网游社交平台的再造活动影响着玩家社区的存续，不仅仅传递了智力信息，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松散而流动的共同体，维持着玩家社区的文化氛围。
专题六：智媒技术制度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石林选取了抖音健康码话题的短视频进行内容分析，通过探究健康码是如何被呈现的，来理解健康码在短视频平台的认知建构方式，揭示作为舆论场的平台嵌入社会治理的方式和路径。健康码作为数字化追踪病毒的方式，既提高了防控的精准性和效率，也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短视频发布主体在关于健康码的内容主题上有差异，机构类以信息告知为主，普通用户以使用行为或心理呈现为主，算法机制的介入让传播效果发生转变，在传授双方的共同作用下，平台透过制定语言规范发挥出社会治理的作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宋林和印度国立理工学院阿维舍克·雷从日常的技术民主主义视角出发考察印度民众对TicTok被印度政府封禁的态度。宋林老师从两个部分讲解，第一部分是“创造数字疆域”的概念，数字疆域和现实疆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印度民众将外国的数字品牌想象成他者。第二部分是印度内部民众关于TicTok的阶级想象。这个APP使得下层阶级获得了一定的可见性，对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产生冲击。总结发现，TicTok处在民众对平台想象的两种“战争”中，一是中印边境冲突和国家竞争，而是印度中产和“庶民”之间的可见性战争。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李欢谈到自己从法学转向新闻传播学的经历，从罗马帝国时代对王室暴君删除记忆的酷刑讲起，引出他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记忆变得更加的容易和稳固，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被遗忘权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在另一个维度，用户也应当有权决定何种信息可以被保留，即“被记忆权”。个体的数字记忆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平台清除这些记忆非常容易。接着从被记忆权的架构，即存储、迁移和继承三个层面提示用户应当有权决定何种信息被保留。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马中红、吴映秋批判性地谈到平台作为数字空间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吴映秋讲到如今大部分的公共生活都在“超级平台”的建构的数字空间展开，便利地进入数字空间令人产生“公共性”幻觉。但是平台技术服务于自身商业目的，将用户圈在“围墙花园”里进行注意力货币化的操纵，阻碍公众培养静观沉思的能力。主要表现为易操作界面导致的懒人行动主义、搜索逻辑下的冷漠或喧哗公众，难以创生平等理性的交往空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刘博探讨的是公众如何参与平台治理。刘博发现，网民在网络空间中参与平台治理的动机是出自“道德惩罚欲”。基于社会普遍道德观点的行为倾向与平台逻辑存在多重关系，平台一方面提供关系连接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个性化推荐机制，既加强了社会连接与关系建构，开掘个体参与“道德惩治”的潜能，又将平台的媒体权力合法化，放大负面效应。实现数字平台善治的目标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积极互动。
专题分享结束后，评议人针对汇报议题进行了精彩点评。尽管疫情增加了线下具身参会的困难，但“平台·技术·文化”工作坊通过搭建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平台”，促进了中国学界对于当下数字中国有益讨论。通过学界与业界共同搭建的跨学科、跨领域交流，本次会议希望能够持续关注、跟踪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学问引领实践，推进我国平台经济的公正、包容、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