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众媒体的健康宣传是健康传播的重要方式，而艾滋病的预防更是健康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艾滋病的报道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对其进行整体分析，而极少会对涉及的不同对象群体划分，进而开展更具针对性的研究。本文以艾滋病报道中涉及同性恋者群体的报道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华西都市报》2003至2007年共5年中有关艾滋病和同性恋者的报道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媒体对两者关系报道的现状，考察作为传统媒介的报纸是否过分渲染了艾滋病和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受众对两者关系的错误认知，造成了关于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关系的刻板印象以及可能对预防艾滋病的健康传播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艾滋病 同性恋 男男性行为人群 刻板印象
Abstract: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mitting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Meanwhile, the prevention of HIV/AIDS has always been a vital part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researcher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tend to analyze the report of HIV/AIDS as a whole without differentiating the person involved in the news and therefore carrying out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homosexuality, especially gay men community in HIV/AIDS news report. It will analyze the news reports about HIV/AIDS and gay men in three newspapers: People’s Daily, Beijing Youth and West China City Daily from 2003 to 2007 to examine whether newspapers have exagg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V/AIDS and gay men community, formed a stereotype in the mind of the audiences and therefore may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HIV/AIDS prevention
Key Words: HIV/AIDS, Homosexuality, MSM, Stereotype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美国1981年从同性恋者中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自此“同性恋”一词就被等同于“艾滋病”。从被首次表述为“同性恋瘟疫”开始，HIV感染者就得到了这样的污名[1]。当时美国的感染者多以男性同性恋为主，媒体过多渲染艾滋病与同性恋者的关系，使得非同性恋的主流人群的误解为同性恋者才会得艾滋病，因此很少采取措施，结果错过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机会。同时，早期媒体报道涉及的艾滋病形象始终是有害的同性恋行为，它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因此传媒鼓励大家把艾滋病的意识形态看成是不正常的、应该疏远的和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同性恋者和我们不一样”）[2]。于是人们持有的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的认识，具有了可能引起污名的特征：被看成是承受者的责任-是通过自愿的和可以避免的行为感染的[3]。
根据《2007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4]，截止2007年10月底，在我国现存7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6%，男男性传播占11%。中国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性传播已经逐渐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艾滋病传染的高危人群包括：暗娼人群、吸毒人群以及男男性行为人群。而历年报告病例中男男和异性性传播的百分构成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现在中国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存在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艾滋病的预防是健康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大众媒体的健康宣传是健康传播的重要方式。大众媒体承担着向公众传播健康知识、信息、观念的责任。这些知识、信息和观念必须具有科学性、通俗性、及时性以及以人为本，不含有任何歧视。
现在中国的艾滋病还呈现低流行趋势，但是在艾滋病防治宣传中需澄清的一点是：男男性行为人群不等同于同性恋者。如果中国媒体不能吸取美国媒体的教训，仍然错误地或过多地宣扬艾滋病与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普通大众在接受到相关信息时，可能产生错误的健康观念，并获得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关系的刻板印象，以至于忽略艾滋病的疫情，未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最终造成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审视当今中国媒体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之间关系报道的现状，了解其中潜藏的问题以及造成的刻板印象和可能对艾滋病的健康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便采取相应的策略方法，促进媒体的正确认识和报道。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统计方法、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描述中国媒体（报纸）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关系报道的现状（包括内容类别和频度等），分析报道中的观念和态度，考察报纸作为传统媒体是否对上述两者之间关系进行了过分渲染，从而影响了普通大众对于两者关系的认知，造成了社会刻板印象；同时探讨应如何正确认识和报道艾滋病和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
二、 研究内容
(一) 研究基础
对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的正确认识以及对“同性恋”一词的正确理解：
男男性行为人群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男男性行为人群”或“男男性接触者”(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是行为学概念，指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主要指男同性恋者，还包括了其他并不认同自己具备同性恋性取向，但会与同性发生性接触的男性。[5]
而“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产生于1869年。同性恋性取向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倾向或性爱心理[6]，原来属于精神病范畴，但2001年我国颁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判断标准》已经不再将同性恋性取向视为精神“变态”。同性恋中包括：男同性恋者(gay)和女同性恋者(lesbian)。
“男男性行为人群”与“同性恋”在概念范围上并不等同。MSM在中国包括以下几类表现的人群：
1． 自认为具有同性性取向自我认同的人群；
2． 存在着同性性接触，性游戏活动的青少年；
3． 发生着性别角色替代的男男性行为的男性群体，如流动人口，封闭活动状态的男性群体；
4． 因情感等因素和具有同性恋性取向自我认同的男性形成性伙伴关系，但自己否认是同性恋者的男性；
5． 向男性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7]。
准确的概念区别可以增强对艾滋病报道的了解并发现报道中的问题和潜藏的原因。
(二) 研究对象
1. 目标媒体的确认
为了研究中国传统媒体对艾滋病与同性恋者关系的报道是否可能造成普通大众对两者关系的错误认知：既将同性恋人群模糊等同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之一的“男男性接触者”，从而形成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故以报纸为研究对象，选取《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华西都市报》三份报纸。其中，《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性的官方报纸，代表着中国政府在对待艾滋病以及同性恋者的态度。而《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在2007年中国报业竞争力监测中，位于全国晚报都市报竞争力前20强，分别属于北京地区和四川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同时这两份报纸作为地方性报纸，在报道方面更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更能反映当地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之间关系的关注角度以及重视程度。
2. 时间范围
此研究着重就艾滋病报道中对同性恋者相关报道的现状进行分析。考虑到同时涉及两者报道的篇幅数量，选取了2003年至2007年共5年作为时间跨度选取所需研究的报道样本。
(三) 研究方法
1. 样本的选取
分别以“艾滋病”、“同性恋”以及“艾滋病”和“同性恋”为关键词，对《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2003年至2007年全部报道进行全文检索，获得包含“艾滋病”为关键词的报道共3619篇，以“同性恋”为关键词的报道共560篇，同时包含“艾滋病”和“同性恋”为关键词的报道共99篇。另外以“艾滋病”和“男男性行为/性接触”、“艾滋病”和“同性性行为/性接触”为关键词（均不包含“同性恋”一词）进行检索，获得报道样本计2篇。故总样本量为101篇。其中主题报道（即在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中，以同性恋者为主要报道对象和内容的报道）为27篇。
2. 分析方法
对包含“艾滋病”和“同性恋”（或“男男性行为/性接触”或“同性性行为”）为关键词的共计101篇报道按照内容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相应的主题报道进行文本分析。
三、文献探讨
李普曼最早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中将“刻板印象”(stereotype)借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他认为刻板印象是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一种与其代表的真实情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另一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8]。刻板印象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李普曼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印象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刻板印象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而麦克库姆和肖在研究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时提出的议题设置理论表明大众传媒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在以行为改变为主要目的和内容的健康传播中，利用大众媒介可以获得较好的有效的效果。特别在对艾滋病进行报道时，这种“非强制性接触议题”[9]，即在某一特定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少，因此为获取相关信息就被迫依赖新闻媒体，所以大众媒体对人们知识的获得和认知的影响就更大。
在健康传播领域关于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多数从整体性的角度进行，而很少根据不同艾滋病报道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如学者卜卫与刘晓红在《中国大众媒介中艾滋病报道》[10]中曾就《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健康报》1995至2001年的艾滋病报道进行内容及文本分析，其中提出报道中存在歧视同性恋的现象。之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在《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11]中，对2003年全国240余份报纸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研究了中国主要报纸关于艾滋病报道的特点和趋势，并在随后又对2003年至2004年的艾滋病报道进行《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12]，认为公众对因同性恋等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存在鄙视的态度。而在一系列艾滋病报道研究中，彭薇在《国内媒体同性恋报道现状分析》[13]里提到了关于对同性恋者涉及艾滋病的污名问题。《污名化-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男同性恋群体刻板印象的探讨》[14]中，作者也提出：“反复性地强调艾滋病与同性恋者的关系，将有可能加深普通群体对同性恋人群的偏见，认为同性恋群体是艾滋病的源头。… 这些新闻报道不断地形成并加强同性恋人群的刻板印象，最终可能导致的更大的启示和冷落。”但是，这些研究都未专门对艾滋病报道中涉及同性恋者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四、报道现状分析
(一) 总体情况：
1. 报道数量分布：
共计3619篇提及艾滋病的报道中，有101篇同时还提及同性恋（或男男性接触/性行为或同性性接触/性行为）（所占比例2.8%）；但在560篇提及同性恋的报道中，涉及艾滋病的报道占18%(101篇)。而在这101篇报道中，使用了“男男性接触/男男性行为/同性性接触/同性性行为”一词的报道为12篇。以同性恋者和艾滋病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报道共27篇。
2. 报道类别分布：
2003年-2007年5年间，在101篇有关艾滋病和同性恋者的报道中消息占总报道数量一半以上；专题报道或专访数量为26%；介绍有关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常识的背景资料和评论性文章数量较少，都为5%。这与许正林和祁晨旭《我国报纸艾滋病报道18年历程与价值取向演变》中发现的关于艾滋病报道类别的分布情况类似：“消息题材的报道数量为压倒性多数”[15]。5年中报道类别分布的变化情况：消息类的报道比重大致呈下降趋势,背景资料的比重加大。专题报道的比重也有加大的趋势。这反映出媒体在加强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知识的普及同时，也增大了对艾滋病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而这与艾滋病报道的大体趋势也相同。
3. 报道形式分布：
报道形式主要根据文字和图片的关系进行区分。文字报道能提供读者更多想象和思考空间，但是配合图片的报道，更能直接给读者视觉冲击和事件的真实现场感，从而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在所获得的报道样本中，报道形式多以文字报道为主，占所有报道比例79%，而图文报道占21%，没有出现独立性的图片报道。
4. 报道内容分布
报道的内容大部分还是集中在防治工作（37%），疫情报告（14%）、感染者相关（14%）和知识普及方面（11%）。但是从图3-1中可以看出，报道内容呈现多样化，涉及报道的方面各有不同。
另外在报道内容的国别分布上，79%的报道都为国内新闻，说明关注点多集中在国内的情况，更能引起国内读者的关注。
5. 报道信源分布
报道的信源多样，但是政府机关或官员已经成为媒体主要依靠的信息来源,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近几年在加强艾滋病防治方面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并且在监控的透明度上也日益提高。另新华社也是主要信息来源。报纸间消息的流通较好，通过转载国内其他媒体的新闻消息，可以让当地受众更多了解本地以外的情况。
(二) 报纸间的对比研究：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所有提及艾滋病的报道中，同时又涉及同性恋的报道分别只占全部报道的：1.9%，3.3%及3.1%，同时，《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的报道数量要大于《人民日报》。可以表现出地方性报纸的特点：所报道的新闻更多贴近当地民众所关心的话题。这与我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当中采取的措施和重视程度相关。温家宝总理和胡锦涛主席分别在2003年12月和2004年12月到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体现出我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和态度。2006年国务院又发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
而《人民日报》在所有相关同性恋的报道中，近50%都涉及艾滋病；相比之下，《北京青年报》为15.2%，《华西都市报》为15.5%，大致比例相同。同时，从数量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相对于其他两份地方性报纸而言，更少涉及同性恋话题。
如图4-3所示，在报道内容上，《人民日报》的类别比较单一，而《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则更多样化。其中《华西都市报》在报道中更包括了与同性恋者相关的内容，表现出地方性报纸对于同性恋者权益的关注。图4-4表明在报道内容的国别分布上，《人民日报》的国内新闻所占比例比《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高。而《北京青年报》和《华西都市报》两种地方性报纸涉及国际和国内外的新闻比例则高一些。这说明地方性报纸不仅注重国内的新闻，同时也比较关注国际时事。
从刊登的版面刊，《人民日报》关于艾滋病和同性恋的报道主要刊登在新闻版（国际、国内要闻、文化新闻、视点新闻）和科教类版面（科教周刊、教育•科技•卫生•环境、健康时空），偏重于硬新闻及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北京青年报》相关的报道则在国内新闻、国际视野、健康守望、每日评论、人物在线等约20个不同的版面出现；而《华西都市报》中相关报道出现的版面相对单一，包括要闻、国内（重庆、成都）、国际以及健康，和《人民日报》类似也偏重于硬新闻和健康知识普及。
从报道中的用词方面，对艾滋病和高危人群的101篇报道，已经逐渐开始使用“男男性行为”和“男男性接触”等词（共有14篇，约占14%），而不是一味沿用“同性恋”进行模糊指代。这说明媒体工作者更加注重用词的准确性和正确知识的普及。其中有12篇报道同时使用了“同性恋”以及“男男性接触者”（或男男性行为、同性性接触、同性性行为）。另外101篇中，仅《人民日报》有2篇报道使用了“男男性行为/男男性接触”而未采用“同性恋”的说法。
(三) 对主题报道的文本分析：
在以艾滋病和同性恋者为报道主要内容对象的27篇主题报道中，对报道的标题，文章中提及的艾滋病与同性恋者关系的描述词语、内容以及相关的态度进行分析。
1. 文章标题
在27篇文章中，24篇文章标题使用“同性恋”，“同志”以及“同性恋人群”的说法。其中《人民日报》2007年8月16日文章“同性性行为更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具有误导性。首先“更易”这种比较性说法应说明其比较的对象，其次，在同性性行为中，女女性行为其实不易感染艾滋病，它比异性间性行为和男男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小，因此这种笼统的说法也并不准确的。《北京青年报》2003年3月20日标题“身染艾滋怒杀同性恋人” 的文章更具有煽动性和轰动效应。《华西都市报》2003年8月20日标题为“卖淫男性成艾滋病防控盲点”的文章则明显体现出了对“卖淫男性”的歧视和鄙视态度。而对“卖淫男性”的正确表述应为“从事商业性服务的男性”。
2. 关键词
文章中使用的“同性恋”或“同性恋人群”一词出现频率高。从医学和疾病防控角度而言，对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的准确表述应该为“男男性接触者”（男男性行为人群）。“同性恋”是根据人的内在性心理倾向来划分的；而“男男性接触者”是根据人的外部行为来划分的。因此，虽然这两组人群有部分重合，但是并不等同。
另外，所谓的“同性恋人群”本身其实分布在整个社会当中，这种单独将“同性恋人群”与“普通人群”划分出来的方法也并不科学。造成艾滋病传播的是无保护的高风险性行为。这种高危行为同时也存在于除“同性恋人群”之外的其他人群，而同性恋人群中也有相当的比例没有这种高危人群。这种将同性恋者进行特别分类并单纯提及的做法，不仅增加了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误解以及对“同性恋”一词的污名化，同时也忽视了有同样高危性行为的人群。虽然“同性恋”已经不被认为是精神病，但长期以来对这一词的病理化、误解以及边缘化，已经在社会层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艾滋病的防治报道中若进一步对“同性恋”一词进行强化，可能会增加人们的歧视和误解。
3. 主要内容
报道中有关针对于同性恋者进行艾滋病防治监控、建立相关诊所和服务的新闻约占27篇报道59%（16篇），另外涉及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疫情的报道5篇，涉及大众对同性恋者态度的报道2篇，同性恋和艾滋病相关的健康知识2篇，与同性恋者权益相关的报道1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者相关的社会新闻1篇。同时，报道以消息为主，约占85%（22篇），专题报道2篇，背景资料2篇。
4. 媒体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同性恋者的态度
在27篇报道中，仅有1篇报道直接采访并引用了一位同性恋者的话，其余的报道基本采访专家或艾滋病病防治组织。27篇报道中，提及同性恋者存在多性伴及高危性行为现象（极少使用安全套）的报道2篇。提及人们对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态度的报道2篇，一篇为宽容态度，另一篇则是避而不谈，忌讳的态度。全部报道在总体上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基本属于正常，中性态度。
五、研究结论和建议
从报道的类别、形式和数量变化趋势等方面看，以同性恋者为报道对象的艾滋病报道与艾滋病报道的整体情况类似，并不存在特别突出的特征。报道中消息仍然占主导地位，应适当增加专题报道或专访等形式，同时更多接触和采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直接听取他们的故事，使报道更具有说服性和人性化。
但从报道的内容中看，虽然从新闻建构和受众的接受程度方面而言，使用人们熟悉的“同性恋”（或同性恋者）一词可能更有利于受众接受和知识普及。但是这种不准确的、错误的措辞会导致同性恋者更加污名化、边缘化，反而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和监控工作的开展。如今，在医学公共卫生领域中谈及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时，医学部门和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渐渐用“男男性行为人群或男男性接触者”代替“同性恋”，但是在大众媒体中对“同性恋”的误用仍占主流。在所分析的报道样本中,共101篇报道,仅有2篇正确使用了“男男性接触/男男性行为/同性性接触”，而未使用具有误导含义的“同性恋”一词，这说明一方面从事公共卫生领域报道的记者在艾滋病相关知识方面还存在欠缺或者误解，另一方面说明包括记者在内的社会大众都对“同性恋者”人群仍然存在刻板印象即“同性恋是艾滋病的源头”。同时因为同性恋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这种印象更加得到强化，认为是不合乎中国的社会规范，应该受到谴责，更应该对艾滋病的传播负责任。一般人很少有机会接触一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而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同性恋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大众媒体在艾滋病的防治宣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处有删节）
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中未涉及如访谈或调查问卷的形对读者、记者或者同性恋者群体进行相关调查，因此未能更好地评价报纸在对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关系问题上的传播效果以及普通大众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和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及印象。同时在时间跨度上，由于着重现状分析，并未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从 1985年（即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因此不能很好说明相关报道的演变和发展的整体情况。今后的研究方向将着重于大众传媒报道艾滋病和同性恋关系的传播效果，采用多种形式如访谈、问卷调查、焦点组等方法进行研究。（作者简介：徐江玲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生）
注释：
[1] Morris, D.B. Illness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2] McAllister, M.P., AIDS, medicalization, and the news media, In T. Edgar, M. A. Fitzpatrick, & V.S. Freimuth(Eds.) , AIDS: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2
[3] 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艾琳.柏林.雷，芭芭拉.F.沙夫（著），龚文 李利群（译）《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1-72页。
[4] 《2007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组委员会办公室及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7年12月1日发布。
[5] 《艾滋病防治工具书-MSM人群干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2页。
[6] 同上
[7] 同上
[8]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65
[9] 沃纳.塞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
[10] 卜卫、刘晓红，《中国大众媒介中艾滋病报道》
[11] 周敏、李希光， 《中国媒体报道艾滋病的战略与策略研究》
[12]《中国媒体艾滋病工作现状评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2005年
[13] 彭薇，《国内媒体同性恋报道现状分析》，《青年记者》，2006年，2006年2期，33-34页
[14] http://blog.mediachina.net/blog.php?do_showone/tid_117.html，2008年3月28日链接
[15] 许正林、祁晨旭，《我国报纸艾滋病报道18年历程与价值取向演变》，《新闻记者》，2007年，2007年01期。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