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对2006年《传播学》《人类传播研究》两种期刊中的定量研究的原创性论文的内容分析表明：定量研究在传播学研究的期刊中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92.5%）；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焦点；传播学定量研究开始采用多层面模型作为新的统计分析工具；实验法成为数据采集的主要方法。定量研究的问题在于缺少有意义和价值的选题，过于注重方法。
关键词：定量研究 健康传播 多层面模型 实验法
Abstract: Through content-analyzing the JOC and HCR in 2006, we found that the quant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taking health communication as its new focus with multilevel modeling as analysis tools; Experiment is becoming the leading method of collecting data. The problem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the lack of value with more attention on methodology.
Key words: quantitative research health communication multilevel modeling experiment method
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主题，方法，理论的使用，数据的采集方法等趋势的综合分析(meta-analysis)，在传播学的期刊中占据着稳定的地位（Rasha &Weaver,2003）[i]。Trumbo（2004）[ii]对90年代8种大众传播期[iii]刊所采用的方法的分析表明，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使用比例约为60/40。Byrant(2004)[iv]考察了3种期刊[v]，其中包括JOC，时间跨度是1956-2000年，主要分析的是传播学中使用的理论及范式，以及对理论的使用。这些研究通常都有较长的时间跨度，采取随机抽样，对传播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考察具有代表性。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选择了<传播学>(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JOC)和<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简称HCR）两种期刊2006年刊登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试图发现传播学定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用的最新进展，这两种期刊也一向以方法论和统计运用上的前沿性而著称(Emmers-Sommer& Allen,1999)[vi]。
我们的研究问题包括：传播学定量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或比例如何？哪些研究对象或主题是目前传播学研究的焦点？传播学定量研究使用何种新的统计工具？传播学定量研究采集数据的方法有何趋势？传播学研究中的理论使用情况如何？
一．选样
Rasha &Weaver（2003）发现JOC和HCR是被最常用来进行研究理论和方法前沿的内容分析的四种期刊之二，它们也是国际四大传播学组织之一国际传播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e,ICA）的会刊。在2005年的传播学类42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中分别列于第7名（JOC，1.13），第8名(HCR，1.08)。2006年HCR共出版4期，21篇原创论文；2006年JOC共出版5期，其中一期为健康传播专刊，包括38篇原创研究，本文没有考察每期10篇的书评，虽然书评也反映传播学研究的新态势，但本文意在考察定量研究论文。JOC的健康传播专刊没有纳入统计，但会专门介绍。59篇论文中，6篇为理论综述或介绍，剩下53篇是有一手数据的原创论文。53篇中有49篇为定量研究，占92.5%。由于我们使用的样本不是随机抽样，所以我们将无法进行统计推断，只能通过频次分析来确定某些量的关系。
二．研究主题-------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中的新热点
我们将研究主题分为五类，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和健康传播，其它如代际间传播，组织传播由于出现较少，合并为“其它”。其中大众传播24篇（49%），人际传播8篇（16%），政治传播6篇（12%），健康传播5篇（10%）（未包括专刊中的13篇）。这一分类的依据是根据它们使用的概念和理论的归宿，由两位作者进行编码，编码员信度(Scot)为96%）。健康传播的研究已渐成为传播学的研究热点。
2006年JOC出版了一期健康传播的增刊，刊登了13篇论文及一篇综合介绍。这期专刊来自于“整合讯息效果和健康行为变化以改进癌症控制的理论”工作坊，2003年在宾州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召开，由美国癌症研究院主办，国际传播学会和Annenberg公共政策中心协办。工作坊的目的在于研究三类理论在风险行为的预防和健康行为的采纳方面的应用。这三类理论及具体模型分别是：（1）与行为变化有关的人类信息处理理论(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 theories)，被使用的模型包括：行为变化的整合模型；吸烟启动的行为信念；（2）描述理性的，情感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健康和风险行为预测变量的行为变化理论(behavior change theories)，模型是：信息暴露的激活模型；动机为中介的信息处理的有限能力模型；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单一模型；；（3）预测产生认知，态度和情感后果的讯息形式和讯息内容的讯息效果理论(message effect theories)，使用的模型为：情感诉求，情感功能；tailoring；叙说narratives；框架（得框架和失框架）；例举examplar。
在这期专刊里，有一篇讨论健康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的论文，考察了制度的，社会的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使用了多层面数据收集和分析，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新的统计工具——多层面模型在传播学的分析中开始风行的趋势。
三．统计工具新动向：多层面模型(multilevel modeling)
2006年HCR第四期六篇文章组成了一个多层面模型的专刊，这6篇关于多层面模型的文章占HCR全年发表总量的28.6%。其中一篇为对专刊的介绍，一篇为对多层面模型的基本概念的介绍和数据的处理方法。四篇为使用多层面模型进行原创研究的论文，全面地展现了运用多层面模型的原则。
传播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不同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换信息，不同体制下的媒介组织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权力结构。对跨层面理论和研究的呼唤非止一日。学者们一再呼吁将人际理论，组织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整合起来（Chaffee&Berger,1987）[vii]。早在1991年Price,Ritchie, and Eulau[viii]就编辑了一辑关于跨层面理论与研究的<Communication Research>专刊“传播研究中的微观-宏观问题”。其中“微观宏观”即强调层面的特点，如社区中的人。传播中人被理解为受制于和产生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组织中的人。但当时的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无法分析跨层面的经验数据。现在随着MLM的进展和各种易于使用的软件的开发，研究者可以对传播过程进行跨层面的分析了。“层面”一词依理论和方法的不同而有广泛的含义。根据传统的学科定义，如心理现象有社会现象及较低层次的心理现象。层面亦可基于传播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如最低层面的个体，工作团体，最高层面是组织。层面亦可被操作定义为传播背景，抽样过程，如学校地区中的学校中的班级，亦可能是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种族的个体的时间序列变化。为了使用MLM分析数据，层面须是被嵌套(nested)的，即较低层面须彻底被嵌套于较高层面。如，个体可被嵌套在浪漫关系中，孩子被嵌套于学校的班级中，组织被嵌套于产业中。多层面模型应不止两个层面。孩子被嵌套于家庭，家庭被嵌套于城市，就可以分析城市政策对家庭沟通策略或孩子行为的影响。层面的选择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取决于研究问题。如，对媒体故事选择的编辑的个体差异的影响，也可以考察组织因素，如果在不同的媒体制度下收集数据，则更高层面的分析亦纳入其中。
但当一个层面的分析扩至另一层面时，用单层面分析模型如经典回归或方差分析得出的结论就不适用。生态谬误就是指只适用高层面的分析运用于较低层面(Robinson,1950[ix])。另一种合成谬误就是将较低层面的分析运用于较高层面(Eulau,1986)[x]。MLM则可避免这两种可能的问题，使传播学者可以回答多层面的及跨层面的问题。MLM的另一贡献是使传播学者从此可以检验时间过程中的传播过程。象选择性暴露和媒体效果，过去都因为分析方法的局限而无法处理时间序列数据。如时间序列数据可以被看作是被嵌套于个体或某种集体中的。如，攻击性个体寻求暴力媒体内容，从而强化进攻倾向，这就可以使用基于四次固定样本数据的个体的多层面模型。发展现象的研究尤其受益于多层面模型，因为可以考察某一特征的时间变化及其它变量对变化率的影响。如知识沟假设就涉及到不同的增长率，它预测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的学习增长速度快于较低者。MLM可检验其它变量，如个体，学习情境，信息，社区因素对一个时间序列中的学习的不同增长率的影响，将社会和制度因素和个体层面的时间变化同时纳入模型。MLM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对集群数据的处理。如，从20个村庄随机抽出的1000个妇女样本，如果只考察个体层面的因素，忽略了居住在不同村庄的影响，显著性检验可能有误。多层面模型可能将传播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四．理论使用
Riffe and Freitag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内容分析的论文包括了明显的理论框架，不到一半有研究假设或研究问题。其它研究也表明在大众传播的研究中，缺少理论框架是一个显著特点。Bryant(2004)的将对理论的使用方式划分为11种，分别是引用，框架，比较，批评，提出理论，支持整合，扩展，新的运用，赞扬,被称为贴标签式的引用(mere reference)占48.03%，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framework)占26.13%。
由于取样的时间跨度和期刊数量的限制，我们很难证实有非常突出的被广泛采用的理论模型，我们采用了两类方式来考察对理论的使用，一种是发展，检验某理论假设，一种是贴标签式的(mere reference)。仅有显化效应(priming)，第三者人效应(thirt-person)，涵化假设(cultivation)分别出现了两次，这与Bryant（2004）的结论有一致之处，说明这三种理论假设依然受到较多的关注，对它们的进一步检验仍然是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情绪管理(mood management)在人际传播的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除了两篇是专门检验该假设以外，亦有其它人际传播研究会提到（mere reference）该模型。没有其它重复出现的理论或假设，这或许是时间的限制，因为一年中编委们也许会选择不同类型的研究，自然它们所涉及的理论亦不会重复。
五．数据采集方法-------实验研究
在1980和1990年代，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是被最常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式，实验方法位居第三，但当时的研究预测实验方法将会逐渐增加。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一预测。49篇文章中采用抽样调查的19篇(38.8%)，实验23篇(46.9%)，内容分析4篇(8.16%)，同时采用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3篇(6.12%)。实验方法使用的增加被认为是因为认知心理学在传播学中的广泛使用引起的，而认知方法须使用实验作为收集数据的方法(Geiger &Newhagen,1993)[xi]，研究基金的资助对实验偏向亦是其盛行的原因。
六．作者来源
我们顺便考察了一下作者的来源。49篇中有7位作者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其中2人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来自香港，荷兰，日本，韩国，以色列各一人。祝建华（2002）[xii]曾提出一个解释在SSCI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国际化）的模型，认为国际化取决于两个影响因素：一是个人的学术训练；二是所在机构的奖惩制度是否鼓励国际化。我们的数据支持了祝的结论，发现个人学术训练是否在美国完成，是否使用通用的理论，方法，语言决定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七．传播学定量研究的问题
2005年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对ICA的成员的研究方式的自我认同的统计表明：社会科学64%，理论40%，定量的经验研究46%，定性的经验研究32%，人文科学22%[xiii]。这一分类方式由于并不具有彼此排他性(exclusive)，很难成为对传播学研究方式的认识的结构，但它比对传播学的七个传统这样的分类方法更适合我们。即它说明在对传播过程的分析中，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定量的和定性的经验研究超过了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展开的研究。目前已有大量的传播过程的经验研究。经验一词有如下特征：（1）相互主观的知识；（2）描述和解释人类行为的规律；（3）使用某种系统方法；（4）由现实决定假设的结果。
在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经验研究中失去价值导向成为新的问题（Wolfgang，2006）。数十年前太多政治学而太少经验研究，但现在则有些矫枉过正，太多数据处理而太少真正重要的研究问题，研究成了一个方法艺术，缺少现实意义。研究者缺少社会价值。缺少价值目标的经验研究难免武断，随机，无关紧要。诚然规范和价值无法证明，但普遍的人类和民主价值规范，即公共利益，正是传播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八．本研究的局限及下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考察了2006两种最有影响的传播学期刊之二《传播学》《人类传播研究》所发表的原创性的定量研究论文，发现健康传播已渐成为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新焦点；多层面模型成为能考察多层面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工具；实验法是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对显化假设，第三者人假设，涵化假设的使用和检验发展仍是传播学定量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结论因为选样有限（只有两种期刊），时间跨度有限，另外，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暂时无法得到一级期刊评阅人的认可，无法出现在期刊中，可能以书本章节的形式出现，使得本研究只能是对定量研究的前沿理论与方法的管中窥豹式的理解与把握，在推及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整体趋势时需要谨慎。（作者简介：李贞芳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韦路为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默罗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
注释：
[i] Kamhawi,Rasha & Weaver,David,(2003),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80 to 1999),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0(1).7-28
[ii] Trumbo,Craig.W.(2004).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 1990-2000.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417-437
[iii] 这八种期刊分别是: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and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这八种期刊入选的理由一是发行量超过2000册;二是同行评议的采稿率低于20%.
[iv] Bryant,Jennings &Miron,Dorina,(2004).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62-704
[v] 这三种期刊是: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MCQ),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Media (JOBEM).
[vi] Emmers-Sommer,T.M.,&Allen,M.(1999). Surveying the effects of media effects: A meta-analytic summary of media effects research 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5,478-497
[vii] Chaffee,S.,& Berger,C.(1987).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Newbury Park,CA: Sage.
[viii] Price,V.,Ritchie,L.D.,&Eulau,H.(1991). Of matters micro and macro: Special issu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18,133-139
[ix] Robinson,W.S.(1950).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351-357.
[x] Eulau,H.(1986). Politics,self,and society: A theme and vari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i] Geiger,S. &Newhagen,J.(1993) Revealing the Black Box: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43:42-50
[xii] 祝建华，（2002），传播研究国际华的国际经验：个人学术训练与机构奖惩体制的影响，《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57-170
[xiii] Donsbach,Wolfgang.(2006) The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437-448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