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重要的治国理念，哈贝马斯关于“主体间性”的论述对于认识“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由于此前人类历史关注的是物质生产，从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以主体/客体为特征的哲学思维范式，权威主义和等级制度成为一切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信息社会的出现使得这一切受到挑战，文化转型成为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媒介的作用变得极为突出。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媒介的功能必须发生深刻变化，它理所当然地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主体间性 和谐社会 媒介 功能
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揭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的历史篇章。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较早地认识到这种变化，他提出的“公共领域”、“主体间性”等学术概念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信息社会的文化特质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就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经济建立在信息上”的社会，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社会”。[③]信息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信息取代资本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加，信息的生产也成“超级函数”增长；时间超强度缩短，空间奇迹般扩大，使得人们时空观念出现离异化变化：一方面，时间显得异常宝贵，另一方面，空间观念越来越淡化。
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深刻阐述了信息社会的文化特质。他说，在信息社会里，“文化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应该是公共权力和民主原则的共有领域，是公共性本身表现出来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公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中坚力量的公众。”他指出：“只有当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④]所谓公众批判，是指公民任意通过媒介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所谓公众舆论，是指某种意见成为社会普遍一致的看法，无论是公众批判和公众舆论，都是一种社会信息的流通，都要以媒介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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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客体”作为哲学基本范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不变，其根本原因是人类几千年来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未变。他分析说：在传统观念中，人作为“主体”，可以任意对自然“客体”进行改造、征服、支配、处置和索取，构成了所谓的“生产世界”。在“生产世界”中，主/客关系是对立的和倾斜的。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人类生产力“巫术”般的提高，人类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移到“人与人的关系”（他称之为“生活世界”）上来，“这是一个别人和我一样都是主体的世界，是一个如何把别人当成‘我’一样去理解和交往的‘日常世界’”，是一个“多元主体生存‘合法化’的世界，这种多元主体之间构成的关系就是‘主体间性’”。[⑤]哈贝马斯较早认识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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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以“主体间性”开辟出了一个有别于“官方领域”的“公共领域”，并以此作为现代传播的生存空间，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文化的转型和充分发挥媒介的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目标和主要标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必然为一定的社会实践服务；因此，一定类型的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而人类社会的转型必定会促进人类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在社会实践领域和文化观念领域内，人民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真正的“主体”。
文化，从其源头来看，尽管呈现出千姿百态，但经历数千年历史浪潮的冲刷，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的两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过去，由于地理阻隔的关系，东西方文化各自在不同的社会群落中发生作用，相安无事。但18、19世纪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成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各种冲突相继发生，形成各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不过，无论东西方文化之间如何冲突，不断扩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正在成为各种文化的共识却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始终处于具有鲜明“平民化”特征的不断转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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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主体无疑是大众文化。所谓大众文化，就是将人类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具有从物质到精神的两极，即通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还有一个中介因素即政治因素，在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只有通过基于政治文明之上的社会调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生产才有可能正常进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合力。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发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纵向延伸；文明所展示的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现实性发展，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横向显现。文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积累性成果，而文明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文化的阶段性成果。如果不与外来文化发生联系，本土文化就会失去活力；而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外来文化任意入侵，则本土文化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又值得打个问号。[⑥]
由于文化转型水平的高低不平衡，在高位文化与低位文化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位势差，导致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从“欧化”到“西化”的说法一再出现。大量事实说明，社会现代化程度与社会开放水平之间呈现着一种正相关：社会开放水平越高，社会现代化程度相应的也越高；反之则越低。社会开放的一个后果，就是可能带来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外来文化强势越明显，对本土文化构成冲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外来文化的消极抵制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使其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而社会文化的真正伟力深藏于人民大众之中，并不由少数社会精英定义。
三、文化转型与媒介调控
进入21世纪后，人们明显地感受到我国文化正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这一特征在大众传媒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标志，如何调控媒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在当今世界上，媒介调控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市场化模式、公有制模式和国有模式。在媒介市场化国家中，管理机构有很强的独立性，但因缺乏政府必要的介入，其所规定的管理条例往往是一纸空文，如美国的新闻传媒；在媒介公有制状态下，管理机构与业务单位二位一体，管理上有自主权，但容易主观行事，忽视受众要求，如英国BBC公司。在媒介国有化制度下，管理机构、政府机构和业务机构三位一体，政府意图能够顺利贯彻，但容易我行我素，得不到公众必要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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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同样重视传媒的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刊是社会的“第三种因素”，它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能够理智地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可以不通过官方的中介，原封不动地将人民的怨愤传送到国家权力机构面前。[⑦]报刊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能够反映当前的整个局势。[⑧]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三少三多”的著名论断，要求苏维埃报纸要少谈些整治，多谈些经济，少唱些高调，多注重些事实，少报道领导人的活动，多报道群众的劳动生活，要求“用主要篇幅报道经济”，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公开地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毛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种毛病”。[⑨]导师们都希望媒介功能最大化，并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赋予媒介在特定时期的特有功能，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和谐运行。
四、“主体间性”、“和谐社会”与媒介功能定位
在“主体间性”、“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介作为政治势力斗争工具的功能正日益淡化，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概括地说，媒介具有三个层次的功能，第一，原生性功能，既传递信息。媒介是社会各方沟通信息和意见的平台，是公众的通讯工具，并不存在先天倾向性；第二，派生性功能，即选择信息的倾向性。当信息可以被大量复制从而被社会接受时，媒介的派生性功能就应运而生，媒介功能就有了主观意识和功利性；第三，赋予性功能，即所谓“议程设置”。这是人的主观意识积极作用于媒介的结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媒介的原生性功能得到重新确认，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正在成为：
基本功能：公众决策的信息库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作出各种决策，而决策的依据就是信息。在信息化社会，受众需要媒介提供充足的信息，他们已成为信息的主动获取者和支配者。大众传播越来越成为信息的汇聚过程，成为为公众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以传播观念为目的的宣传或者劝服，或者是对公众思想的“教化”或“灌输”，与信息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要求越来越格格不入。在这种背景下，传播与公众成为一种共生关系，不再以传媒为本位，而应在“主体间性”理念下处理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受众为中心来建构新时期的传播体制。[⑩]
延伸功能：人类智慧的倍增器 要培养智力活跃的人民，建设创新型国家，媒介充当着最直接、最经常的社会教育者的角色，是最值得人民群众信赖的良师益友。它不间断地给人民输送着精神粮食，开发着他们的智慧，启发他们的自治能力。在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中，有精华也有糟粕，等级观念、愚民政策就是极坏的传统，它阻断了人际之间的正常交流，扼杀了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使真理成为权力的伴生物，表达权与社会身份成正比。这是数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外族凌辱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因此，摆在传媒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主动启发公众的创造精神，为培养智慧的人民作出贡献。
社会功能：个人、群体沟通的润滑剂 “主体间性”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对各种存在的认可，对多种利益主体、多种价值观念甚至多种意识形态合法资格的承认。基于这一认识，媒介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提法，应该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平等对话的平台。通过媒介的机制，人们可以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畅通地交流意见，形成共识，消除隔阂，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因此，媒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就成为正确选择。只有这样，媒介才能在各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成为社会的“公共领域”，做社会运行的润滑剂。
国家功能：民族精神交往的主渠道 今天，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的强音，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彼此融合。人们希望利用媒介来沟通信息，连接世界。媒介新秩序的一大理想就是要自由而不受阻碍地向世界播放“无疆界的电视节目”。时代华纳公司的前任总裁史蒂文·罗斯认为传播正“走在通向真正自由、公开竞争的道路上”。他相信，媒介“能推动实现全球人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国籍，都享有平等与尊严。”[11]在罗斯看来，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全球共享的体验会帮助人们超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最终走向“真正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实现人类社会的长久和谐。[12]尽管罗斯的说法也许过于理想化，甚至不排除可能有其他潜台词，但媒介作为世界人民交流的主渠道，在未来将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作者简介：刘行芳为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教授；刘修兵为《中国文化报》新闻部记者。）
注释：
[③] [美]莱斯比特著：《大趋势》，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④] 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⑤] 转引自李苓编著：《传播学——理论与实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39页。
[⑥] 郝民工著：《无冕国度的对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⑦] 参阅吴廷俊著：《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4页。
[⑧] 参阅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8页。
[⑨]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86~188页。
[⑩] 参阅叶家铮等：《当今中国城市电视观众的收视特征及传播对策》，在《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
[11]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2]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