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传媒研究是目前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受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当代大众传媒研究大多偏向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层面上的分析，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性思考。本文试图以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演变为基础，考察大众传媒研究的历程及其潜在的关系，从而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建构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 视域 传播学 理性 大众传媒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试图介入大众传媒批判的学者，都不得不正视传播理论这个巨大的理论“迷宫”。尽管自从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以来，大众传媒研究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了，但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以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思想为主导的学术研究氛围下，大众传媒研究往往只注重表象的、现实功能层面的研究，而缺乏形而上的、有深度的思考。如何破解大众传媒研究的这种局面，是当前广大传播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些思考和理解，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传播理论的迷宫
作为一个日益兴起的人文学科，尽管传播学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甚至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门学科的成熟。任何一个试图深入这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世界的研究者，都会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在这个理论迷宫里，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包括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众多流派纷呈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体系构成了一个难于统一、甚至充满矛盾冲突的理论“迷宫”。[1]
“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直到20世纪中叶才诞生于美国，但作为一种观念却起源于欧洲。“Communica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Communictio/communcare”,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与沟通。起初流行于口语，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该词引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使之成为一个概念和范畴，汉语一般译为“交往”。[2]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对于传播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伴随着欧洲学术的诞生就有了。在欧洲的早期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以及近代的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都常常涉及到传播问题。有学者这样描述：
如果说传播学是指研究说服的学问，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论——“对所有可能的说服方法的研究”，虽然修辞学常常被认为是宣传艺术、政治艺术和法庭艺术；如果说传播学是指研究信息传递的学问，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如果传播学是指研究交往的学问，最早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3]
在漫长的学术史中，欧洲的学者们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论述中大量涉及我们所说的传播问题，各种学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注定了传播学理论迷宫的出现。在我看来，欧洲传播学始终没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意大利符号学大师艾柯说：“当一门学科把每种东西都界定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而宣称自己关注整个宇宙时，乃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4]到了20世纪中叶，更为务实的美国人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学派传播学者把目光集中在现实生活中的传播问题，并对此进行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传播学这一学科。
但是，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播学理论上的繁杂和非系统化问题，尤其是欧洲的学者，非但没有跟随美国人的步伐，反而对美国人的思路提出了种种质疑和反驳。……（此处有删节）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施拉姆说：“研究传播行为就像研究大海一样，研究工作可以在任何水平上进行。但超过一定深度之后，研究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了。”[6]显然，在施拉姆看来，试图进入传播学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拉姆的这种看法是美国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的真实写照，但是，当人们只是热衷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而忽视了形而上的思考时，他们的目光也就往往停留在一定的水平面上。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大众传媒研究的局限与出路
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背景下，大众传媒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这里，要深入理解什么是大众传媒，首先得了解什么是“媒介”。一般说来，赋予事物以意义，将体验转换为知识的符号传播载体被称为媒介。这一用语来自表示“中介”、“媒介”的拉丁语medium，它被赋予今天的意义，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据《牛津英语辞典》解释，1923年美国的专业杂志《广告与销售》最初使用了该词，用于指代作为广告载体的报纸、杂志、广播等“大众传媒”。[7]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广告领域的扩大，“媒介”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几乎所有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媒介”都被称为“大众传媒”。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众传媒研究已经是传播学领域里的热门话题了,关于大众传媒研究的著作虽然说不上是汗牛充栋，但也是屡见不鲜了。尤其是在美国经验学派主流传播学的影响下，中外学者对大众传媒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大众传媒本身性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因为任何一个事物，当它成为一个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对象时，首先最迫切的就是对自身的本体认定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的追溯。这方面的著作比如法国学者让纳内著的《西方媒介史》、日本学者左藤卓已著的《现代传媒史》、美国学者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约瑟夫·斯特劳巴哈和罗伯特·拉罗斯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等等。这些著作以时间为维度，大致描述出了大众传媒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给我们一种整体上的感受和认知。
二是对大众传媒的不同类型或形态进行专门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大众传媒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中有着广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大众传播学的范畴里，媒介被定义为“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进行大众传播的物质技术手段。”[8]因此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以及广告等一切形态的“物质技术手段”都是大众传媒的外在形式，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类型本身又有着及其深刻的内涵，对各种形态的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研究也构成了当代大众传媒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研究。这主要是把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研究，包括传媒产业的机构模式、经营管理、市场策划、资本运营以及媒介效果研究等等。这种研究强调实践性，要求深入实际调查、收集和分析资料，注重实际效应。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欣、哈尔·瓦里安著的《传媒经济学：数字信息经济学与知识产权》，中国学者吴信训、金冠军主编的《中国传媒经济研究：1949~2004》，喻国明、张小争编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赵小兵等编著的《中国媒体投资：理论和案例》都是这方面的研究著作。
还有就是大众传媒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比如卜卫著的《媒介与性别》，刘利群著的《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康为民主编的《传媒与司法》等都是这种类型的研究。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目前的大众传媒研究主要还是以美国的经验学派理论为基础，侧重于研究大众传媒的实际效用。从整个传播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些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些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但是，这种美国早期传播学延续下来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往往被称为应用传播学。中国传播学者梅琼林教授指出，仅仅讨论这种经验主义模式的研究方法则是很不全面,很难形成理论反思价值的。他进一步对这种研究方式及其理论依据进行了批评：“现代社会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仿佛都是以对传统人文哲学的反叛开始其学术历程的。社会学如此，心理学如此，政治学，传播学亦复如此。其反叛的基本方法论策略就是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抛弃人文哲学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思辨式研究模式。如果说，实证研究可以采取一种更加客观的方法，那末它放弃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注，实质上也就偏离了人文哲学的人文价值关怀。”[9]在这里，梅琼林教授提供了一个传播学的学科反思视角，那就是引进人文哲学这种“具有终极意义的思辨式研究模式”。对大众传媒研究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有启发性的视角。
当前，也已经有中国的传播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陈卫星先生的《传播的观念》、石义彬先生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许正林先生的《欧洲传播思想史》等著作，这些著作虽然主要致力于西方传播思想和观念的论述，但其中已经有部分内容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大众传媒的批判问题。此外，还有潘知常和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该书一开始就宣称：“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待传媒，只是将传播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这无疑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传媒所带来的全新问题。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借助另一种视镜——批判的试镜去看待传媒，从而更深刻地领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10]这本著作把把大众传媒分别作为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和游戏世界，对大众传媒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应该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前中国传播学批判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水平。
三、大众传媒批判：“理性”视域的可能性
尽管施拉姆认为，传播学研究就像研究大海一样，超过一定深度以后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永远对大海深处心存畏惧，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知道大海深处到底有些什么，甚至连深入大海中进行探索的勇气都没有。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看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视域”。这实际上是一种研究问题的角度，一种阐释问题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视域” 作为一种角度和方法，其内涵与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有异曲同工之处。20世纪60年代初，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这一个概念，原本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哲学概念，但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普通性的学术原则、一种多维的“看的方式”，已被不断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领域。现在，当我们试图在传播学这个理论“迷宫”里认识大众传媒时，也需要这种哲学层面的思考，才能有所突破。在这方面，中国传播学者梅琼林教授提出了“走向传播哲学”的理论主张，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具有理论性的或思想性的传播学，大多来源于批判理论学派，甚至可以说理论传播学就等于批判理论学派。为何它可以构成一种理论形态呢。原因就在于它来源于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传统，吸收了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具有强烈的批判反思的特色。我们可以认为批判理论学派其实就是传播哲学的一种形式，是人文哲学向传播学领域的延伸。它从更加宏观的理论视野中研究了被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研究所完全忽视或完全回避的问题。[11]
显然，这种“走向传播哲学”的理论主张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这样的主张还是显得略为宽泛。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究下去，围绕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展开理论探讨。
那么，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给出了答案，他说：“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12]这意味着，对“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本身就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我们在前面讲过，虽然在欧洲很早就产生了传播的观念，但始终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传播学学科，有关传播学理念的论述都来自以哲学为主要代表的其他门类学科。现在，我们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在“理性”批判的视野中来认识和理解大众传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一种“视域”的回归。
事实上，关于理性问题的探索，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源头。一般认为，“理性”这一概念最初由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把“逻各斯”引入哲学，用来指普遍的客观规律。在他之后，柏拉图对理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对这种绝对的、不变的、永恒的理念的认识和把握，就是理性的活动。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和科学做了明确的区分，并认为人是科学的人、理性的人，初步把理性与科学联系起来。[13]
……（此处有删节）
四、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从理性批判这一哲学层面上，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许多早已习以为常或者原本看似毫无关联的传播学理论问题。在我看来，对以下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必要的。
第一，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里，一般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批判开始于法兰克福学派，那么该学派的理论资源来自哪里呢？在这之前，是否还存在着更早的、其他形态的大众传媒批判呢？如果有的话，它对后来的大众传媒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是被当代传播学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
……（此处有删节）
第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被誉为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批判的肇始者，但是，该学派众多思想家的传播思想有何区别，该学派的主流思想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和演变，其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围绕着贯穿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工具理性”展开。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韦伯关于理性问题的论断，特别是在批判“工具理性”时，广泛涉及到对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的研究。尽管他们从不以传播学者自居，甚至没有传播学这一观念，但他们的研究对后世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开端。但是，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其在“理性”批判上也发生了某种转折和变化，这在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从“工具理性”走向“交往理性”批判，这也意味着大众传媒批判的转向。在我看来，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思想上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批判的力度和锐气，同时也预示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式微。显然，深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传播学史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批判的内涵。
第三，我们还有必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野中来探讨大众传媒批判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汹涌而至，对理性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非理性主义只是采用理性的方式，把非理性的意志、情感、冲动从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它仍然试图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这是不够彻底的。于是，后现代主义用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来代替非理性的本能、意志、存在等实体性的因素，以此来瓦解理性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这种消解，恰恰构成了后现代媒介批判的理论来源。比如，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关于大众传媒的内爆、超真实等理论创见，就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我们还从方法论层面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争，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这表现为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冲突。我们也可以尝试着从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一根源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传统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坚持绝对的真理观。这种绝对的真理观，表现为他们要建立一个严密的从少数公理中逻辑地推演出来的知识体系。他们注重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说明问题。而非理性主义在认识方法上，强调直觉、本能、体验等去认识世界。非理性主义者把主体的意志、本能、情绪、体验等个体因素设定为世界的本质，而且因为这些因素具有独特性、流变性，所以理性的方式——概念、判断和推理，是不能加以把握的。[16]非理性主义更为关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导致了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执，表现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则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对峙。
当然，试图从哲学层面认识大众传媒的意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远非以上几个方面所能概括的。我在这里只是试图指出某些可能性的问题以便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对于大众传媒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能否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我认为在“理性”批判的视域中来认识大众传媒，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从哲学的层面来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和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传统的大众传媒研究，大多是在经验的层面上进行的，甚至美国的经验实证主义传播学一直都被奉为传播学正宗。但这样的研究显然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深度和人文主义关怀，而我们从西方哲学的层面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其次，把大众传媒批判放在西方现代“理性”观念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无疑扩大了大众传媒批判的研究领域。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大都直接从法兰克福学派谈起，却没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源和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而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媒介批判，更是被忽视了。因此，我有必要把关注的目光放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媒介批判研究。其中包括理性启蒙时期的自发的、朴素的媒介批判现象，也包括19世纪以后非理性主义兴起对大众传媒批判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传媒批判理论，都可以看作是非理性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再次，通过理性观念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17、18世纪的启蒙时期到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这一漫长过程中，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有着其内在的、隐蔽的线索。而一般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则是按时间次序对各个学派进行阐述，没有深入研究其中的内在联系。我们在理性批判的视野中考察大众传媒批判的问题，恰恰避免了这种孤立地、分裂地看问题的缺陷。
当然，试图从哲学层面介入大众传媒批判的研究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理论问题，对每一个传播学研究者而言任重而道远。我们在这里所提供的角度和方法，还有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我们相信，传播哲学完全有理由、也必将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里一个重要的方向。（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注释：
[1] 当前国内外的传播学经典著作，如美国学者彼得斯著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罗杰斯著的《传播学史—— 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以及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著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等，其中所记述的传播学者、流派、著作、思想特征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广泛性和兼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传播学经典著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
[2] 参见曹卫东：《Communication（交往）》，《读书》，1995年第2期，第118页。
[3]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第9页。
[4]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页。
[5] 转引自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正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页。
[6]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8页。
[7]参见左藤卓已著：《现代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页
[8]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页。
[9]梅琼林：《走向传播哲学——提供一个传播学的学科反思视角》，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10]潘知常和林玮主编：《传媒批判理论》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页。
[11]梅琼林：《走向传播哲学——提供一个传播学的学科反思视角》，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12]参见[美]D.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出版，第47页。
[1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21页。
[14]《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第137页。
[15]参见让纳内著，段慧敏译，《西方媒介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1-43页。
[16] 参见文兵：《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1年1月。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