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厘清学科概念的基础之上，提出构建传播学学科的三种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分析传播学研究应落在实用传播研究、普遍传播研究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最后总结传播学学科定位应转向背负“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任务”，成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关键词：传播学 学科定位 取向研究
中国传播学界虽然对传播学学科定位问题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始终未得到一致的见解，而在现今经济与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社会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学科发展也陷入了新的危机，传播学学科是否存在都有很多的争议。在此研究背景与问题之下，我们认为传播学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条件，并提出对传播学学科定位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而仅仅停留在历史陈述中是不够的。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定位探究
学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它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 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上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面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分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间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的第一门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饱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1]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如《现代传播》、《当代传播》等）的出现，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西方人创建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从这三种因素考察，我们认为，在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存在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2]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没法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入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
……（此处有删节）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四、结语
正因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定位及发展取向上还存在诸多含混和错乱，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认为“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一大批号称与实践相连的伪学术也纷纷出现，所谓的传播学研究越搞越大，正如陈力丹先生所言：“现在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但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5]由于传播理论和学术框架始终没有搭建起来，也产生了一些消极观点认为传播学作为一个专业是不存在的，只能成为某一领域内一门很有用的课程。[6]
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厘清这些混乱，亦消解一些错误的看法。我们认为在中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与学科建构的三个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十分相关。传播学在知识上占有了诸多学科的知识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视角；传播学努力改变与新闻学的胶着状态，在学科体制上朝一级学科发展的方向建设；传播现象在中国文化实践中的发展由来已久，为传播学提供了完好的背景，同时传播学亦着力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文化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定位正是从这三个因素着手，在知识上融会贯通，在体制上独立自主，在文化实践中检验西方传播理论的成果，或使之适宜中国传播情境，或发展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使传播学学科定位在“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上。而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实用传播研究，还是普遍传播研究以及哲学层次上的传播研究，都使得人类习得更丰富的传播技能，总结更系统科学的传播理论，成为实践的重要指导。（作者简介：黄晓慧、李海军、张芬芳单位均为福建农林大学传媒系）
参考文献：
[1][美]宣韦伯、余也鲁．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15页．
[2]董天策．传播学导论[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第8页．
[3]E·G·Bormann，CommunicationTheory[M]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0．第72页．
[4] [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 ．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0页．
[5] 陈力丹．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J] ．当代传播．2003（3）．
[6] 周恒宇．传播学的理论解析和研究方向[J] ．新闻大学．2005（夏）．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