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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及其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 何明智 发布时间:2010-09-28 17:46:00 来源:
  摘要:“现实的社会建构”作为一种概念最早是肯尼斯·博克1945年提出来的,到1966年才因为伯格和卢克曼的同名著作而受到更多地关注。这一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一个双重的概念演变成一种三角的概念:即人们对于世界的知识是通过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来建构的,后来符号现实也被纳入其中。而新闻媒介——通过框架的运用——是建构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之一。很多学者在媒介研究领域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本文即是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加以整理和评价,提出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现实 现实的建构 符号现实 新闻框架

  Abstract: As a concep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first appeared in the work of Kenneth Burke in 1945, and gained prominence with the work of Berger and Luckmann in 1966.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decades from a two fold concept that explains how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by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realities to a triangular concept that includes symbolic reality. Media is among the forces that construct people’s social reality about the world by employing frame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examines in this paper how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s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as a theory and as an application.

  Key words: reality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symbolic reality news framing

  多少年来,人类为了给“现实”一词下定义而不懈努力。在某些领域,比如自然科学领域,对“现实”的定义要简单得多,因为每个具体的事物都可以根据其内在的物理特性而把它划分到不同的类别。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在这一领域,很多理论家对知识社会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旨在解释现实的社会建构或某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如何共同构建大家普遍接受的有关现实的观点。

  一. 现实的社会建构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很多因素,包括社会互动、与媒介的互动等,都在影响人们看待世界和周围环境的方式。因此,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换句话说,人们的感知是已经成为其客观现实的经过包装的主观知识。

  (一)现实建构的社会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现实的社会建构”这一概念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该理论最初认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是通过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进行建构的,后来符号现实被引入这一概念的研究。李普曼最早论及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他关注的焦点(李普曼,1922)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对事物的报道怎样对人们的现实认知,理解和行动发挥作用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的身外世界越来越广阔和复杂,很难直接去感知它、把握它、理解它。这就需要建构一个可供感受、适合体验的间接环境,这就是所谓的脑海图景(pictures in our heads)。而人们用来勾画有关外部世界——尤其是自己不能直接看到、感觉到的外部世界——的脑海图景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体的报道。李普曼认为,媒体通过向人们提供新闻信息,为人们定义外部世界的状况而积极地参与了人们脑海图景的构成,所以说,人们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1]

  现实的社会建构作为一个概念,最先出现在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1945年发表的著作中[2],后来由于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3](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一书而赢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为了重新定义知识社会学的不确定性,伯格和卢克曼将客观现实相对于主观现实的讨论提到显著的地位。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得以发展、传播和维持的。“社会建构理论”或“现实建构理论”所要说明的现象是:客观事实无法脱离人们所附加的主观意义所孤立存在;人们所经历的日常现实不简单是面对事实和物体,它也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

  (二)现实建构的媒介化过程

  伯格和卢克曼这两位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实际上并没有提及大众传播,但是随着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出现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人们对媒介的兴趣与日俱增。大众传播学者和理论家(更别提其他众多的学科的学者)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著作并在发展媒介理论的过程中认可了它们的价值。

  ……(此处有删节)

  现实的社会建构的概念意味着许多过程,包括社会和媒介化的过程,引导人们对世界产生某种特定的知识,包括对人、国家、事件、问题以及物体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化成主观知识,引导人们目前和将来的感知,成为他们的客观现实。不过,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主要还依赖于符号以及框架建构的结果。

  二. 媒介框架理论

  媒介通过框架的使用是建构人们的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下面解释一下“框架”和新闻框架概念的发展,尤其是其定义及其特征。

  (一)框架建构(framing)

  成为媒介框架理论基础概念的“框架”一词来源于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的著作。戈夫曼在1974年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一书中首次提出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认为人们在认识社会事物时都会使用一个道具作为认识或判断的基准,这就是“框架”(frame)[4]。在戈夫曼看来,人们在认识事件时,无意识地使用某种主要的框架,将其作为解释图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以便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定位、感知、鉴别并进行分类。 这一概念间接地表明,媒介新闻机构在进行新闻框架建构时可以选择多种框架作为受众的解释图式,它是消息来源、社会情景以及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

  (二) 新闻框架:定义与特征

  学者们对新闻框架提出了很多定义;贯穿这些定义的一条主线就是:新闻框架(news framing)是阐述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理论。在戈夫曼提出“框架”的概念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她《制造新闻》(Making News)一书中提出作为框架的新闻(news as a frame)这个概念。她认为新闻“是有内在合法性的被建构的现实”[5](news as “a constructed reality possessing its own internal validity”)。 新闻框架建构的过程就是选择并运用有感染力的符号建构一种显著的特征或主题的过程。Ryan 等人(Ryan et al., 2001)解释道:“ 框架通过选择、强调和排除来组织话语”。同样,恩特曼(Entman, 1993)也指出:“框架建构的本质就是选择和凸显。在新闻框架中被选择和凸显的就是新闻工作者在社会建构的现实范围内想要表达的对于国家、人们或事件的意义。因此,也有学者指出, 新闻框架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 而这些意义是通过特定的符号来表现的。 恩特曼(1991)指出,新闻框架是从新闻叙事中强调的关键词、比喻、概念、符号和视觉形象来建构并得以体现。

  媒介有助于建构受众的主观现实;这种主观现实反过来又影响人们看待人物、事件或事物的方式。也就是说,新闻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的解释图式。根据Snow & Benford(1992), 新闻框架是一种解释图式,它通过选择性地强调和编码(encode)某人目前和过去环境中的事物、情境、事件经验以及行动次序来指代和浓缩“外面的世界”。学者们还指出, 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新闻框架通过选择和组织特定的符号引导手中的信息加工图式强调显著的意识形态,最终进行社会现实的建构。综上所述,新闻框架有四个主要特征[6],新闻框架能够:1)建构社会现实;2)依赖于符号的选择;3)建构主导的信息加工图式以及4)为显著的意识形态服务。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导时,往往按照特定的框架,对所报道的事件或现象的事实、细节和特点等进行选择、强调或排除,从而进行现实的建构。

  三.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新闻框架的最终产品就是有关事件或现象新建构的现实。新闻框架的研究已经被用于政治和社会问题,人物和事件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新闻媒体通过新闻框架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媒体建构的社会现实对受众的影响以及现实的社会建构与国家形象研究等几个方面。

  (一)新闻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研究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主题的不同,在运用新闻框架理论进行媒介内容分析时抽离出不同的框架。比如在一些社会问题的报道中使用片断框架和主题框架,在公共事务报道中使用斗争框架、人情框架、重要性框架等[7]。1983年前苏联曾击落韩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导致296人丧生;1988年美国击落一架伊朗客机,致使290人遇难。恩特曼(1991)采用框架分析手法对这两个事故的报道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美国媒体在韩国航空公司事故的报道中称苏联是蓄意的,应受道义谴责,而在伊朗客机事故的报道中则将悲剧归咎于高科技装备的失误。但是该研究并未指出在韩国和伊朗客机被击落的新闻故事中使用的符号是如何建构并传播有关两个事件不同的社会现实的。

  Lee等人(2001)对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得梅因纪事报》对香港回归的报道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美国的这些媒体将香港回归建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影响下降的象征,将香港描绘成注定要衰退的形象。整个报道基调非常悲观。香港回归已经十周年,香港的经济并未像这些媒体预测的那样衰退,相反其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有学者指出,建构观关注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再现了什么?是什么引起的这一特定的再现,为什么?建构观还超越了局部的准确性问题,将再现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语境联系起来,从更高的层次上理解这种再现。[8]这里的再现指的其实就是媒体对现实的建构。

  对中央电视台新闻的研究中,张赞国等人(1994)特别提到一个案例。中央电视台在报道纽约的一起骚乱中,除了骚乱的场景,电视画面没有提供其他的图像,虽然在解说部分解释了骚乱发生的原因,警察的出现以及受害者家属,但是没有任何画面去表现这些内容。在整个报道中,显著的暴力画面传播给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央电视台因此建构了一个有关美国的象征性(符号)社会现实,虽然这些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但却是根据中国的政治目的的观点改编而成(p64)[9]。作者虽然宣称自己摆脱了以往中国研究中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范式,而从知识的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媒体如何在中国的观众面前建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但是作者根据画面的运用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事实是,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的来源,尤其是图像信息主要依赖于路透社和美联社这样的西方通讯社。在遇到突发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的突发新闻时,中国的记者和编辑一般不能及时地得到有关事件的画面信息。所以往往在解说中对事件进行更详细的解释,目的是为了弥补画面缺失的缺憾(比如作者文中提到的只有暴力的画面)。这与编辑或记者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目的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一方面表明在媒介研究中单从视觉符号去解读媒介思想存在某种危险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记者和编辑还不谙熟媒介框架对社会现实建构的意义和可能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主观的愿望(这里用文字解说去弥补画面的缺失),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是中国的媒介从业人员在报道国际新闻时经常遇到却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

  Al-Zuhayyan(2006)对美国主流媒体在9.11事件前后对沙特阿拉伯社会现实的建构与美国政府官员的新闻框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就将社会情境因素——也就是文中所列举的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形式、经济体制、遵守人权的状况、宗教价值观、女性在沙特社会的地位、沙特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沙特与美国在反恐中的合作以及沙特对油价上涨的责任等——引入研究范畴。文章提炼出了一种媒介一致建构框架(media congruency construction frame),也就是美国在有关外国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中,主要的新闻框架,包括措词和对问题的描述,都是政府设定的,而媒体则根据政府的措词和描述给这些问题设置特定的新闻框架。另外,媒体推广政府的政策,使这种观点成为公众议题中的主导言论,而排斥其他的声音。该媒介框架假设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外国时,以正面的方式报道一个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人权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利益一致的国家;而以负面的方式报道一个在以上各方面都与美国不一致的国家[10]。沙特阿拉伯在以上各情境因素中都与美国不一致,因此其主流电视媒体在9.11前后所建构的沙特的社会现实都是负面的。因此该研究也证实了美国政府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建构的社会现实对受众的影响

  Nelson, Clawson and Oxley(1997)对新闻机构如何定义和建构政治问题或公众议题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通过试验分析了新闻框架对人们对三K团宽容度的影响。受试者观看两个地方新闻台对三K团集会的报道。 这两组报道的框架明显不同:一条新闻将三K团的游行建构成一种言论自由的问题,而另一条新闻则将其建构成对公众秩序的破坏。 结果,与观看了破坏公众秩序新闻框架的受试者相比,观看言论自由新闻框架的受试者对三K团的宽容度更高。

  史密斯等人(Smith, et. al, 2001)分析了报纸和电视新闻对1982年和1991年在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两次示威游行的报道,他们想知道这些示威得到的极少的媒体报道是否会反映出社会运动对媒介进行事件框架建构的影响。他们发现,即使是运动成功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但是媒体报道通过强调示威引起的社会混乱,而不是示威要求解决的问题,从而破坏了社会运动议程,可见媒体的框架建构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

  Elliott(1992)年根据现实的社会建构论研究者们的模式,将所罗门四组设计(Solomon Four Group Design)作了适当的修正,研究了符号现实对学生受众主观现实的影响。具体是指接触Oliver Stone拍摄的电影JFK这一符号现实对学生们就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知识,政治猜疑以及是否存在影子政府等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对电影JFK的接触对暗杀的知识,相信影子政府的存在以及人际间对暗杀的讨论都有影响。

  当然,也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新闻框架的使用状况与试验者的认识状况之间存在差距的情况。Newman和Just Criegler(1992)选择了“南非种族隔离”、“美苏外交”、“股市暴跌”、“大麻”和“艾滋病”等五个与政治议题有关的媒体报道,通过内容分析、试验者面谈、民意调查,个人访问等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媒体比较多用“斗争框架”,而试验者却对含有“人情框架”的内容记忆更深刻。这表明媒介框架有时并没有给受众认识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媒体的框架建构与事件的客观真实出现较大偏颇,有时甚至与受众的心理期待出现较大偏差,都会造成受众对媒体信任度降低,从而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影响。[11]

  (三) 现实的社会建构与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领域,国家媒体形象的研究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和文化,尤其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国家和文化的知识和了解大部分是来自大众传播媒介。而人们从媒介上了解的某个国家或文化的情况,并不是现实本身或其全部,而是经过媒介选择和强调,也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前面提到过的美国主流电视媒体对沙特阿拉伯9.11前后的社会现实的建构其实也是该国在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上的国家形象的研究。下面主要分析一下学者们对中国的媒体形象的研究。

  最早有意识地运用建构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的西方形象的是Mackerras[12],他的研究回避了在描绘中国形象上对与错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争论。后来的一些学者(Yan, 1992; Chang, 1994, 2002; Chen, 1998)沿着同样的研究思路,关注的是媒介在描绘中国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建构了什么样的知识和“真理”,以及反映了谁的利益。不同的新闻框架的运用就会建构出不同版本的“中国”。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门播出了“中国周”的系列节目,主题集中在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中国的经济、民主、环境和少数群体等。在分析这些报道时,Marrison指出,BBC就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上,用了显著的政治含义诠释中国经验并建构中国历史的具体叙事,但是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诠释和历史建构正是他们报道的基础。结果,中国周最终又预演了一遍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西方叙事,并没能就中国对英国的意义提供新的理解(Harrison, 2007)。

  针对中日两国之间近年来交往越来越深,而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却开始走下坡路的现状,张宁(2006)对日本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框架分析。作者设计了一套独自的媒体框架抽出手法用于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并运用社会学的相关手法分析这些特定的报道框架形成的原因,提出媒体报道框架的基本形成模式。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将中国媒体对日本国家形象的建构纳入本次研究的范畴,以便比较双方的媒体如何建构对方国家的现实,如何影响人们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和理解。

  在90年代以前,作为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中国的大众传播结构和过程一直是被置于冷战背景下的宣传与说服模式框架下进行的[13]。张赞国等人(2002)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视角,从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出发,对CCTV新闻联播中的国际新闻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他们选择了1992年和1996年部分时间的新闻作为研究样本,试图通过对这些新闻的研究,探讨不同背景下中国国际新闻的内容和形式;中国的对外报道是否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等问题,并通过中国对一系列国家新闻的报道分析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模式。他们的研究是当时对中国电视新闻时间跨度最长的历时研究。

  大多数学者承认,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应用中,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在媒介建构外国现实的新闻报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特曼( 1991)对两次飞机失事事件的研究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Al-Zuhayyan提出的媒介一致建构框架指出,在报道外国新闻时,记者们总是遵循美国政府或其官员对事件的框架建构。Chang and lee (1992) 进行全国调查以便确定编辑在选择新闻方面的标准时发现,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 编辑们普遍关注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新闻。李希光(2000)从报道主题、关键词、图表和新闻来源等方面,通过框架分析法对中美两国的主流报纸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和中国学生示威的报道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和美国报纸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事件,并精选事实加以强调,完成新闻构架。他们对于事件的判断、解释和定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框定在各自政府定义的构架中。两国报纸都表现出一种民族情感和对对方意图的质疑,对方国家都以负面形象出现。由此可见, 国家利益以一种既可预知又令人惊讶的方式影响了媒体在国际报道中的报道角度、内容和主题的选择,从而最终决定了两国媒体的新闻构架[14]。

  四.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应用在媒介研究中,最常用方法的就是媒介内容分析;在现实的社会建构对受众影响的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试验法、调查法以及访谈法。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体对现实的建构;媒体建构的现实对受众的影响以及社会现实的建构与国家形象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国外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比较活跃, 而国内学者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还不多。

  (一)加强西方媒体对本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现实建构的研究

  中国媒体国家形象的研究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西方的媒体如何建构中国的形象,一个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如何建构自身的形象。实际上学者们更热衷于研究中国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这与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密切相关。但是我们不仅要关心西方的媒体建构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形象,也要关心西方媒体对本国甚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现实是如何建构的。

  (二)加强本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实证研究

  由于中国的媒介体制与西方不同,学者们或许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媒体就是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和路线,反映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鲜有学者真正对中国的媒体内容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对外传播媒体,究竟建构了一种怎样的中国现实和形象,对我们的目标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前面提到张赞国等人对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其中一例。因此,建议加强对自身媒体的对外传播研究,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研究。

  (四) 加强对中外国际传播媒体的比较研究

  张赞国等人对中国的国家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的研究是比较系统的历时研究,关注的是中央电视台如何为国内的观众建构一个有关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由于作者研究的是上个世纪的情况,目前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相继开办了几个针对外国受众的电视台),其观点和某些结论有待进一步修正或者验证。 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希望通过自己的国家电视台为外国的观众建构怎样一个有关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中国的媒体建构的世界与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所建构的世界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可以将两者并置,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何明智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注释:

  [1] Lippmann, W.(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P14-15.

  [2] Burke, K. (1945). A Grammar of Motives. New York: Prentice-Hall.

  [3] 也有学者将本书的书名译为《事实的社会建构》、《实在的社会建构》或《实体的社会建构论》等等,为了保持论述的前后一致,本文对reality一词一律译为“现实”。

  [4]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P10-11.

  [5] Tuchman, Gaye (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6] Al-Zuhayyan, A. A., (2006). Construction of Saudi Arabia’s Social Reality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by US Mainstream Television News Organizations in Relation to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News Framing.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7] 详见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页。作者对不同议题中媒体使用的媒体框架进行了归类总结。

  [8] Qing Cao (2007), Reporting China: A Critical Review. China Media Research, 3(1), P10.

  [9] Chang, Tsan-Kuo Wang, Jian, Chih-Hsien. (1994).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 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44, 3.

  [10] Al-Zuhayyan, A. A., (2006), p169.

  [11] 陆高峰:《议程设置与框架建构偏颇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 载于《青年记者 》, 2005年03期。

  [12] 参见Mackerras, C. (198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以及Mackerras, C. (199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 Chang, Tsan-Kuo and Chen, Yanru.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Spectacle On Television: CCTV News and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 1992-1996”. Abbas Malek and Anandam P. Kavoori. The Global Dynamics of News: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d News Agendas.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9.

  [14]李希光:《国家利益与变形的新闻架构》,http://gaymarketing101.bishanren.com/blog-52963.html

  参考文献:

  1. Adoni, H., & Mane, S. Media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1984.

  2. Al-Zuhayyan, A. A.. Construction of Saudi Arabia’s Social Reality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by US Mainstream Television News Organizations in Relation to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News Framing.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 2006.

  3. Berger, P. L., & Luckmann, 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leday, 1966.

  4. Chang, Tsan-Kuo with Jian Wang and Yanru Chen.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TV New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Spectacle. Hampton Press, Inc. , 2002.

  5. Chang, Tsan-Kuo Wang, Jian, Chih-Hsien. News as Soci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hanging World 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ummer, 44, 3, 1994.

  6. Entman, R. M.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ntrasts in Narrative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6-27, 1991.

  7. Entman, R. M. Cascading Activation: Contesting the White House’s Frame after 9/11.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 2003.

  8. Harrison, M. China Week on the BBC: the Media Making Knowledge and Writing History. China Media Research, 3(1), 2007.

  9. Severin, J. W., & Tankard, J.W.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4th ed.).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1988.

  10. 陆高峰:《议程设置与框架建构偏颇对媒体公信力的影响》, 载于《青年记者 》, 2005年03期。

  11. 李希光:《国家利益与变形的新闻架构》,http://gaymarketing101.bishanren.com/blog-52963.html

  12. 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