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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若干“传播学研究反思”的理论文本的反思

作者: 曹云雯 发布时间:2010-09-28 17:31:00 来源:
  摘要: 正如主体意识的形成需要反思一样,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需不断反思。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传媒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学科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在各种研究中,对学科自身问题的研究也许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反思,因为“停一停,想一想”的治学态度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文章通过对近年来发表的几个传播学研究反思的理论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中国传播学面临的最主要的三个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主体的建立、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和传播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对接,并由此提出几点想法和认识。

  关键词: 传播学研究 理论文本 反思

  2000年以来,对诸如“传播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的讨论越来越多。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张国良、黄芝晓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和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两部专著。它们分别从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学科的建设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以论文形式参与到研究反思中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对此,我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文本进行了解读,发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传播学的学术本体该如何建立;二是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究竟何在;三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将如何对接。下面就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制度”还是“学术”:传播学的研究主体建构

  按照阎明的考证,最早涉猎传播学的中国学者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他1925年在美国纽约攻读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就是关于美国报纸如何塑造中国形象的,所采用的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其时,美国的传播学也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只因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弱、内忧外患,能够如孙本文一样远渡重洋求学的人毕竟寥寥无几,即便学成回来的也难以在一个动荡羸弱的国土上来发展这项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学科。况且,当时的中国传媒发展也较落后,除了政府报刊和一些革命报刊外,电子传媒的普及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中国传播学无法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是非常自然的。

  张国良教授提出,传播学概念的引介其实很早,具体说是在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第三期和第五期就发表了介绍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译为“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的文章,这应该看作是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源。这样令人欣喜的成果主要得力于解放初期郑北渭和王中等人的努力。[1]但是之后的2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传播学进入了休眠期,直到1978年才再次崛起。1992年以前,传播学的发展其实主要停留在学科普及的层面,之后才真正走向全面建设的时期。而1997年新闻学和传播学合并升格为一级学科也是重要的转折,在短短的10年间各个高校先后成立的专门的新闻传播学院或新闻传播系科等教学研究机构达300多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在2000年被教育部列为3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经费资助、人才建设等方面予以特殊支持,传播学逐渐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

  但是,由于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大都在新闻系的荫蔽下逐渐成长,而新闻系大多又是中文系的衍生体,这就造成到目前为止,许多传播学的研究者都是体制内的教师,而且他们的主要专业背景都是新闻学或文学,中国新闻学的专业属性使得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学者也带有明显的体制化特征。而且从整个学术队伍的分布来看,原来处于新闻学强势地位的院校在传播学方面依然处于强势。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燕雄在2004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新闻传播学学者的影响力研究,通过分析1994年-2003年和2004年-2005年8月中国期刊网的新闻传播学论文引证情况,列出了一份由41名核心学者组成的作者名单。研究显示,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为8人,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为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5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2人,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都是1人。 [2]在她所列出的41人中,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有19人,其中7人还兼有新闻学和广播电视学等其他专业的研究。在专门从事传播学理论研究的12人中,明安香、卜卫和闵大洪等3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郭镇之、朱光烈和刘京林等3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人大1人(郭庆光),复旦1人(张国良[3]),浙大1人(邵培仁),另外3名学者分别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很明显,传播学研究的优秀学者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同时,人大和复旦的新闻学研究强势地位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逐渐式微。另外一个研究则根据在CSSCI发表新闻与传播学类论文数量列出了一个51人名单,并结合论文引证次数又列出了一个“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核心作者学术综合评估”的50人名单。在这50位作者中,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的有10位,占总数的20%。[4]从以上两个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主体从总体上看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传播学研究主体在全国来看分布不广泛,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江浙),华中、西南和其他省份的学者研究影响力不高;二是传播学研究主体的数量较之传统的新闻学明显偏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学科背景是新闻学。对此,张国良教授也曾反思,认为“中国的传播学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新闻学的范畴里,大家关心和研究的面很窄,而不像欧美那样,有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广阔而多元的学科背景和资源”。[5]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传播学的研究主体难道就局限在传统的学科制度框架里吗?这样的布局与传播学的多元化、多视角的学科性质相符合吗?如果照这样的格局发展下去,中国传播学研究就成为发达地区的传播学,而且也很可能会发展为作为新闻学附庸的传播学,抑或是与新闻学不断抢夺地盘的传播学。潘忠党教授在分析凯利的新闻教育思想时就曾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争斗发出过警示,他认为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将面临与美国相似的问题,那就是要明确“新闻”不等于“传播”,不能让“传播”扼杀了“新闻”,要尽量避免“传播学”助纣为虐,为新闻的商品化、庸俗化、煽情化提供理论资源的现象泛滥。 [6]这当然是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谈问题,但换一个视角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的传播学如果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新闻学也不分彼此的话,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可以创造一个真理的空间?那么,让传播学真正取得学术性的基础究竟何在?是在全国不断地增设传播学系还是创办更多的研究组织和机构?从制度层面来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是从一个学科发展的学术逻辑来看,仅仅停留在制度层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许多学者都将反思的目光聚焦在了传播学学科基础的讨论上来。

  “拿来”还是“本土”: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定位

  近年来,学者们在传播学的学科性质方面的讨论最为集中,从施拉姆著名的观点[7]出发,大家都在思考传播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其背景就因为至今所谓“中国的传播学”依然没有真正确立。[8]学者田中阳对于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从传播学的发源来看,这样的学科定位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就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情况则不是那么简单。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传统,那就是重“人”的学问。因此研究中国传播的现象和规律,应该以“人”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破解中国传播的文化密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的传播学。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播的影响表现的分析,指出传播学进入中国这么多年还没有纵深的发展,还没有自己的本土学派和学术代表,这与中国传播学研究没有抓住其人文学的特质不无关系。[9] 对于这种倾向,张国良教授的观点是认为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的观点,确有必要,也很有特色,但最大的难点在于过于零碎,难以抽象成完整的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已经过时,如今的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的道路,封建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残余不应该有立足之地了。 [10]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对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引进、介绍、套用的层次深感忧虑,认为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是虚伪的,呼吁传播研究必须也只能复归到对“人”的主体的观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切实关注人的传播动机,研究人与传播的关系,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传播的决定性作用、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意义等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1]

  ……(此处有删节)

  至于传播学学科自身的跨学科特点,这是摆在世界所有传播学者面前的问题。陈卫星在《传播的观念》导论中就介绍,从知识谱系来看,传播学涉及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控制论和认识科学等,当然也还有与传播话语结构相关的语言学和文学以及市场和行政相关的管理学。他认为,这种多学科背景一方面不断提出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的问题,同时又推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和挪用,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因此,多元性和爆炸性就形成传播学发展的内部张力,形成各种复杂的交叉视角,……所以说,把硬科学与软科学相结合,把科学实证与人文反思相结合,把工具理性和社会批判相结合,是当今传播学目前的学术发展趋势,既不断扩大传播学的社会服务面和影响面,也是在参与社会建构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12]

  可见,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其实是开放而自由的,当传播研究真正贴进社会实践并对其充满思辨时,最恰当的学科定位就自然显露出来。也许我们当下更应该思考的是,对于别人的思想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究竟投入了多少关怀。只有将自己的研究和人民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那么一个学科的学术尊严才可能得以建立,一切背离人民的所谓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自娱自乐。喻国明教授就说过,“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学术荣誉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构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式基于这种描述和解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显然,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成果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13]中国社会正处于发展转型期,许多社会问题都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和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无谓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在研究素养方面究竟做好了准备了吗。

  “方法”还是“理论”:传播学的学理逻辑梳理

  ……(此处有删节)

  我认为,造成目前这种“水火不容”局面的根本性问题并非是学术立场的对立,而是因为国内传播学学者学术水平普遍较低。懂统计分析的理论素养薄弱,擅于思辨和逻辑推论的在研究方法上又望而生畏,因此,这种对立其实是因为“功力”不够而形成的门派对立,往往能称霸武林的都是精通各派武功的高手。当然,我并不否认学有专攻,但是我对这种态度上的对峙深感质疑。实证研究专家祝建华教授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方法问题和理论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方法是为理论服务的,理论的发展是主产品,而方法的改进是副产品。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单纯追求方法的‘精密’或‘新鲜’,这也是有些学者将某些实证研究斥之为‘幼稚的’、‘玩弄数字游戏’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首先,一个理论在被广泛接受之前,就需要一套方法来验证;其次,许多理论观念的形成与深化需要有合适的方法作为思维工具。一些充满想象力的描述只有在一套严密的程序方法的支持下,才能发展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反之,再生动的比喻充其量只是一个理论假设。[14]可见,从这些具有多年传播学研究经验的学者那里,我们感受到的绝不是一种方法和理论间的简单对立,而是如何彼此支持的问题。陈卫星也分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传播学的概念发展有一个量化分析到质化研究平行发展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意味着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相互提携、相互并重的过程。[15]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潘忠党教授的观点更加深刻:“传播研究,无论是以社会科学为取向还是以人文学科为取向,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都必须有凯利所倡导的人文情怀和价值标准,否则没有灵魂。……我信奉传播研究的多元与开放,以为我们选择不同的取向,终会殊途同归,当然,前提条件是追求同样的人文精神。”[16]看来,传播学研究的开放性给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为了不让自己在片段的、细节的研究中迷失方向,关键要确立明确的研究价值,当价值观得到确认之时,研究才能成为一件愉快而充满意义的事。

  顺着这个论争寻觅,我发现最近几年许多青年传播学研究者(博士)对传播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自觉地反思。有的认为,“方法原本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问题,而决非用来禁锢人的思维,羁绊人的想象力。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实质就是一种拓展的跨学科的视角,是一种注重方法但又不唯方法的方法论。[17]有的指出,“在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媒介理论和实践所信奉的是‘以时间消灭空间’,空间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研究者通过从空间性的视角梳理了文化身份、传播语境、权力结构、媒介技术以及后现代空间等理论资源,提出“在全球化时代里,传播研究和媒介实践面临的是时间压力和空间抵抗两种力量并存的局面,能否保持对空间的想象力将成为深刻地把握当前各种媒介现象复杂性的关键所在。”[18]有的则回到理论原点,探讨经典理论创造者的思想方法究竟有何特点。[19]有的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那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对传播学的重要启发,提出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民族志”可以运用到传播研究中来,并根据具体研究案例对“融入”、“遍查”和“深描”等关键概念进行了反思和讨论。[20]有的则有意识的对年度传播学理论研究进行整理和反思。[21]

  综上所述,从最近几年国内传播研究者对中国传播研究反思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倾向和发展态势:

  一是对传播学的发展充满信心的同时对当前传播学的“制度化”发展模式并不满意,除个别学者外积极倡导其他专业、社会组织和企业对传播学研究给予关注的呼声还不够高。

  二是对传播学的学科定位的争论日趋理性,发现推动传播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传播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升和研究观念的解放。

  三是一批青年学者积极学习和研究传播学经典理论,不再满足于对浅表概念的套用,同时也在以自己的研究实践来探索新的传播研究方法和思路。(作者简介:曹云雯为云南大学新闻系讲师)

  注释:

  [1]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理论月刊,2005-1.

  [2]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J].当代传播,2006-2.

  [3] 张国良教授现供职于上海交通大学。

  [4] 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A].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理论月刊,2005-1.

  [6]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A].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在1963年的《人类传播学》认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1980年,他仍感叹传播研究不过是各方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合场所”。

  [8] 张国良教授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地表达过这个观点,国内也较认同。

  [9] 田中阳.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

  [10]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理论月刊,2005-1.

  [11]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

  [12]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喻国明.关于传播研究的若干断想.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J].现代传播.2002-1.

  [14] 丰帆,周萃.传播学研究的动力: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访谈录[J].新闻记者.2005-7.

  [15]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A].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7]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

  [18] 袁艳.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

  [19] 参见李庆林.传播研究的多维视野——马克思、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4.和范龙.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

  [20] 参见郭建斌.“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实践话语[J].中国传媒报告,2005-4.

  [21] 李彬,曹书乐.2006年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07-1.

  参考文献:

  [1] 丰帆,周萃.传播学研究的动力: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访谈录[J].新闻记者.2005-7.

  [2] 田中阳.论中国传播学的人文学特质[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2.95-99.

  [3] 刘勇.“想象力”缺失:中国传播学研究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84-86.

  [4] 李庆林.传播研究的多维视野——马克思、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4.72-75.

  [5] 李彬,曹书乐.2006年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07-1.11-15

  [6] 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理论月刊,2005-1.5-10.

  [7]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5

  [8] 肖燕雄.期刊论文引文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J].当代传播,2006-2.23-25

  [9] 范龙.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112-115.

  [10] 徐剑.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核心作者群的现状与分析——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A].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9-39.

  [11] 郭建斌.“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实践话语[J].中国传媒报告,2005-4.

  [12] 袁艳.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1.45-50.

  [13] 喻国明.关于传播研究的若干断想.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J].现代传播.2002-1.1-11.

  [14]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A].张国良.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3-124.

  (本文为摘要版)